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政府照会美、苏、英、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正午，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同盟国在战场上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称为反法西斯战争；在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卫国战争。在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被各国称为抗日战争。一个战争在各地、各国有不同的名称。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不同的名称有什么结果？
正名，在孔夫子看来，十分重要。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语言是思维的产物，但是语言又能反过来限制语言表达力。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有必要深究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问题。
在欧美的思想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大战，是打着所谓“国家利益”旗帜之间的大战，是一场有胜负却没有谁对谁错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春秋无义战”一样。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它标志能够摧毁全人类、全地球的热核战争梦魇的的真正开始。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起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法西斯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语缩写，其主要特征是反犹太的种族灭绝政策。特征之二是反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集权主义意识形态。
法西斯首先在意大利夺取政权。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委任为德国总理，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开始。数月内，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便提出了“一体化”政策（即一元化领导），以完全控制德国人的社会及政治生活。为了推进一元化的进展，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对内逐步消灭了公民社会，对外开始显露其种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本性。
因此，在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反法西斯、反种族灭绝、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然而，由于民主力量的薄弱，英美难以独立支撑这场大战。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错误判断形势，以为经过大肃反（1933-1939年）后的苏联不堪一击，于1941年6月22日撕毁苏德条约、主动进攻苏联。
经过大肃反的苏联果然溃不成军，然而，此时，斯大林为了自救，断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无国界的主张，奏响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高调。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仅及时挽救了斯大林的邪恶政权，还在战后为苏联夺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所有领土。因此，在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战，交战的双方有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在苏联，这场大战被描绘成一场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的战争。
在东亚，日本并不是欧洲意识形态之争的一个部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的结盟，主要源于相似的军国主义思维和形势所迫。日本既没有很强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没有国家社会主义思维。主导日本侵略扩张的是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尚武精神为支柱，认为军事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保证军事力量被视作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军国主义忽视生命的意义，热衷于穷兵黩武，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是一个使国家方方面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随时对外战争的政治制度。
军国主义不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农牧社会的军国主义是兵民合一，即便在和平时代，也对人民实施军事训练，以确保兵源不会短缺。军国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同为一辙，商鞅的垦草令、曹操的屯田制，本质相同。近代军国主义则是將人力、技术、资金大量投注军备，做法大同小異。军国主义主张对内以残酷律法对待本国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厘清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上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庆祝战胜了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对事不对人，强调反法西斯这个实质，淡化打败德国、意大利这个结果。
在俄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庆祝俄国共产党保住了政权，而不强调这个政权自己的本质。因此，这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喜庆日子，是一个可以继续愚弄国民、凝聚国力的兴奋剂。军事力量的展示不是为了弥合伤痛，世界和平不会通过阅兵产生。俄国从来不提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在思想上、在行为处事上的类似，甚至一致之处。当然，也有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来维系自己的政权稳定，而共产主义则实施阶级灭绝的政策来保持自己的政权稳定。
在东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庆祝打败日本这个事实，而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认清这场战争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然而军国主义的实践没有绝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军垦农场；全民皆兵；勒紧裤腰带，发展原子弹）、金家王朝统治下的朝鲜，甚至相对民主的韩国和日本，在不同程度上，都仍然认同军国主义的思维。
东亚各国都长期生活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对“契约精神”的认同，也和西方人不一样。在许多事情上，不是契约至上。因此，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对日本的谴责（不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从未结束。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混淆界限的结果是，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一样，有了死灰复燃的温床；而日本邻国民粹的盲目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不断被煽动起来。
西方各国也在历史上多次打仗。去年我去美国俄亥俄州的Put-in-Bay旅游。这个湖湾在1812年战争中起过很大作用。美国海军在佩雷的领导下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海军舰队。如今South Bass岛上有一座“佩雷凯旋和国际和平纪念碑”，旨在“传播由仲裁和裁军主导的国际和平。”在战争结束后一年签订的条约，使英国、美国、加拿大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消，从此再无战事，再无领土纠纷。
最令人惊讶的是，纪念碑下埋着战役敌对双方的三具美国士兵、三具英国士兵的遗骸。按照东亚人的观念，这个美国人的纪念碑彻底模糊是非，不分敌友！让我想起每年因为参拜“敬国神社”而引起的日韩、中日之间的紧张和争纷。这种让死人激发活人争斗的悲崔事端，何时是尽头？我们从战争中学到的东西为什么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人从战争中学到的东西如此不同？为什么他们能够理性地埋葬战争双方战士的尸骸，共同庆祝并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和平，而我们如此热衷于纠缠死去的灵魂、不停地搅动一触即发的情绪？为什么他们的一纸协议能维系如此之久的和平共荣，而中日、中韩、韩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却如此难以排解？
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战场上的胜利不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蒋介石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讲得比较到位：“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一旦共同敌人被消灭，昔日的临时盟友因为意识形态的分野而立即剑拔弩张，形成了两个新的敌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也可以称为集权主义阵营和民主主义阵营）。直到1990年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俄国才开始改口，称二战为“卫国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然而，靠国家社会主义思维支撑的个别国家政权却依然故我，民族主义仍然有号召力，阴谋论仍然风行。
欧洲各国，除俄国外，从死去一千万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了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肃清了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余毒，尊重德国人、意大利人的生存权力、发展权力，因而铲除了再生这些主义的土壤。而在东亚，长期使用“抗日战争”这个混淆战争本质的词语，对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不加区分，忽视日本人民也深受军国主义祸害这个事实，忽略许多日本的仁人志士也曾浴血反对军国主义的历史。因此，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的后果是雪上加霜，加深东亚各国人民彼此之间的误解。
死去五千万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亚各国政治家似乎没有任何触动。中国的大国崛起，没有任何新思维，而是企图把世界拉入循环论的窠套，把国家推回野蛮的丛林–目前的和平，似乎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结果。中韩日之间经久不息的口水战，有随时引发一场决一雌雄的战争的趋势。摒弃使用含糊不清的“抗日战争”这一词，抵抗暴力的诱惑，迎接文明的潮流，珍惜生命、推重和平，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实质是今天纪念反日本军国主义胜利70周年的真正意义所在。
曹立群，2015年8月9日
首刊《纵览中国》2015年8月9日
《华夏快递》转载，2015年8月14日
《科学网》转载，201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