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以蒋中正的新年致辞为开场白，那陌生而又亲切的语调，那充满着民族大义的堂皇话语，道破了时代的大背景，也点破了电影的政治寓意。“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这个著名的论断，想必当今的总书记是耳熟能详的。显然，这是一部试探审查制度底线的电影。它的意义在于，电影创作者必须首先放宽在潜意识里的自我审查，才有可能触摸到更丰富的历史和现实题材。
这部电影有两个线索，一是在河南的大逃荒，一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局势。这两个线索交织在电影中形成了对照：破棉袄的黑色与尘土的灰黄，陪都重庆政治活动的灯红酒绿。
在灾难面前，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在饥饿的折磨下，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面对别人的痛苦，其他中国人是如何反映的？在官场，做人的底线在哪里？
河南地处要津，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一道防线，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得中原者得天下。1942年春，河南各地出现冰雹，夏天，遍地大旱，蝗灾肆虐，秋后即饿殍遍野，灾民四起。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渺小。饥饿的折磨吞噬一切，动摇人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观，把人变成无法名状的生命。
令我惊讶不已的不是《1942》在逃亡中发生的悲惨的故事，也不是轰炸灾民们的场面，而是中国官场对黎民百姓生命的漠视。不是蒋介石对灾情不了解，而是他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因此，“不让粮食资敌”的心理使蒋介石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后时刻来临时甩手把千疮百孔的河南当成烫手的山芋抛给日本人。1942年的河南，是天灾加“人祸”。受旱灾的难民们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还被当成包袱甩给了日本人。
在赤地千里中开始了漫长而似乎永无尽头的大逃荒，电影用字幕标定的离家的天数来确定这逃亡的绝望。在无尽头的逃亡中，难民面临的是一次次追求生还的一线希望后的绝望。这绝望是多重性的，既来自于饥饿，也来自他人的暴力，而更来自于一种被抛弃的境地。
在这样的困境中，“路有冻死骨”是常态，人们在未知前途的道路上吃草根、毒野菜、榆树皮、观音土，坚韧地跋涉着。凄惨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在绝境中，人们把自己撕裂了来寻找活路：为了父亲、侄子，也为了自己有一条活路，女儿星星主动把自己卖了；为了孩子，母亲花枝自愿把自己卖了；为了保命，伙夫老马不得已为日本人工作……
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深入灾区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冯小刚能把这样复杂而又极为沉重的特殊故事，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还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实属不易。冯式幽默时时点缀电影。缅甸战役遗骨向蒋委员长含泪敬礼，我忍不住哭了。奸商向李培基主席推销“饥饿丸”，我忍不住笑了。电影既有宏观的视角，也对人物细节的描述，并通过镜头的跳跃把细节的碎片穿成一个合情合理的、感人的故事，在平淡中逐渐把感情推向高潮。
在这场天灾人祸中，有近300万无辜百姓相继饿死。这个数字大于中国军队在八年抗战中阵亡将士总数的两倍之多，接近于军队伤亡人数的总和。
中国人的苦难的主题最近开始被人关注，从《色·戒》到《金陵十三钗》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史实的献祭和伤悼。但伤悼却不是《1942》的主题。故事的结尾有一段在绝望中的美好祈愿，一个孤儿被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人领走，留给人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想象。
看完《1942》我心难平。
假如躲在峨嵋山上“享清福”的委员长不管灾区人民，哪么“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共产党在哪里？
1942年的中国没有一片净土。河南的灾难和国统区的苦难，在电影中可见一斑。而延安的苦难至今无人涉及。1942年，延安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抗日，而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毛泽东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組成总学习委员会。由康生宣布干部，來督促各单位首長主持整风。
1942年离我们很遥远，而离我们更近的1962年结束的大饥荒却没人提起。关于1942年，我与同代人一样，只知道那是一个“抗日”的年代。河南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这样被湮没在“民族存亡”的战争硝烟中。
从1942年重庆的官场到了1962年北京的官场，对草民生命的漠视一如既往，对新闻的封杀一如既往，恻隐之心一如既往，只是组织更加严密、迫害更加残忍、伪装更加堂皇。
由延安整风而升起的刘少奇，在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后，终于触动了他的道德底线。他鼓足勇气对在中南海游泳池中消暑的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轻轻拍拍满池碧水，大气地说：“社会主义的大树，掉几片叶子，死几个枝干算不了什么！”
对生命的漠视，莫过于此！
1942年的大饥荒，人们在绝望中，作为动物，还能逃。1959到1961年的灾难，起因于一个美妙的幻想。中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孙冶方说，“什么天灾，都是人祸！”因人祸而起的大饥荒，遍及全国，其惨烈更胜因天灾而起的饥荒，可怜的人们大都活活饿死在自己的家乡，在四川、在安徽、在河南。连逃荒的权利都被剥夺。那无法名状的绝望史无前例，无法想象！
中国的壮士在临死前，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警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河南的男儿在1942年后，还没等到20年，又再次被大批饿死。天若有情天亦老。
对生命的漠视，使草民在绝境中如此的无能为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世界上所有草民刻骨铭心的痛苦。尊重生命，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也是我们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最不容忽略的东西。
冯小刚把《1942》逃荒路上的漫天尘土和重庆官场上的若无其事，化为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反思历史。希望有一天，冯导能把他自己经历过、却记不清的1962年的历史作成电影，来祭奠离我们不那么遥远的、那场人为的灾难。
曹立群，2012年12月6日于加拿大
* 较短的版本已发表在2012年《阳光》第23期上。
华夏文摘 第一一三六期(cm13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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