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乏反抗暴政的孤胆英雄，但像郭文贵这样以一个平民对付一个可谓史上最为强大的专制政府而能占据上风的却是第一个。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据笔者的观察，可以将郭文贵爆料的成功因素总结为外部和个人各四项条件。

从外部条件来讲，首先，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环境恶化、法制退步、信息封锁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更加僵化、大批律师受到威胁和关押、民间维权运动严遭钳制、官员和公检法机构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特别是民众普遍关注的大案或被强压下去，或调查过程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如袁宝璟案、汶川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雷洋案、天津特大爆炸案等等。高压下的民怨无处发泄，听到郭文贵的种种爆料，与他们耳闻目睹的现实相符，自然引起极大共鸣，相信并且积极支持郭文贵，把他当作自己的代言人。民众的觉醒给共产党的维稳带来巨大挑战。

其次，在中共党内，盗国贼专权，排除异己，横行霸道，“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五年来的非法和选择性反腐，使大批官员遭到整肃，他们及其家属难以心服口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反戈一击。同时，很多在位官僚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借用郭文贵事件，推波助澜，以求自保。党内山头林立，各有自己的利益，一定也会有人主动给郭文贵喂料，借刀杀人。中共当权者一贯践踏法律和人权，残酷迫害政敌，自己也随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共产党这台绞肉机里，没有人有安全感。高官们海外藏富，本来就是在实施沉船计划，准备大难来时各自逃命，此时也难以团结一致对付郭文贵。

第三，虽然中共掌握着国内所有的舆论工具，拥有强大的网络防火墙，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完全阻断信息的传播；在交通和通讯发达的今天，海外有数以百万计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华人华侨，他们与国内亲友交流频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渗透进去，使墙内的人得到真相。中国搞经济改革，处于半开半闭状态，信息封锁难上加难。

第四，现在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技术条件成熟；郭文贵现在身居美国，言论自由受到保护，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电视访谈、报平安视频、健身短视频、推特信息、新闻发布会等种种方式，不断地向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国内民众和中国官僚阶层爆料喊话，其传播力度和震撼效果远超从前。

以上列举的这些外部条件，对海外几乎每个华人都是存在的，但郭文贵却只有一个，为什么？这就要说到郭文贵所拥有的几项特殊品质，只有他，才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使其成为与中共权贵斗争的利器。是他发挥出了自媒体的潜能，使其成为一个与传统媒体一样甚至更为有效的发声平台，并带动了海外众多的华人投入到用自媒体与中共斗争的行列中来。郭文贵的个人特质，可以从经历、财富、智慧和形象四个方面来谈。

首先，郭文贵有极其独特的经历。作为一个富豪，他与许多权贵有特殊关系，在茅坑里一起游泳，近距离接触和观察，耳闻目睹了他们的种种丑态恶行，甚至也可能参与了一些权钱交易或其它不法勾当。他还通过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所谓的商业挂靠关系，与安全部门许多高官过从甚密，掌握了大量一般富商所不了解的秘密。而且他有意收集了大批中共官员的贪腐材料，初期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和与商场及官场对手斗争的需要，现在则成了与盗国贼搏斗的有力武器。郭文贵有没有料？在初期有很多人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持续爆料，任何有基本良知和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应该承认，他掌握的中共内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衡量，都是惊人的。

其次，郭文贵的巨额财富，是保证其成功爆料的物质基础。他在海外运作资本，备下巨额合法资产；在国内及早地与公司利益进行了切割，不给对手留下对付自己的把柄，免除爆料时的后顾之忧；他有能力支援同道共谋大业，维持强大的团队在多个国家为其工作，并舍得花钱收买内幕材料；他能够取得优质的通讯设备和技术服务（如请以色列公司开发翻墙软件，在国内每天半个小时播报消息），出高价雇保镖保护自己，并聘请多个大牌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应付各种官司；他以富豪身份与许多西方政要发展友谊关系，开拓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也不用向别人募捐，引起人们的疑虑；有很多革命家需要别人财政支持，就不得不仰人鼻息，或在原则上让步，或在行动上受制约，而郭文贵则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计划，一步步地推进。

第三，郭文贵虽然教育水平低，但显然情商很高，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交游广泛，阅历丰富，对社会、人性、文化、宗教，以及建筑、服装、饮食、礼仪等方面的认知和见识超过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经过多年商场和官场的险恶斗争，善于审时度势、勾心斗角、出奇制胜。整体战略上，他提出了纲领性的口号“郭七条”，冠冕堂皇，赢得国内外很多人的认同，也让中共投鼠忌器，无法从理论上否定他；他又拟定了一个三年爆料计划，按部就班、不急不躁地与盗国贼展开持久战、疲劳战、心理战、超限战。战术上，他提出用“稳准狠”对付敌人的“假丑恶”的原则，或正面进攻、或旁敲侧击，或关门打狗、或引蛇出洞。有时用钓鱼行动，诱敌深入；有时挑拨敌对阵营的关系，借刀杀人。有时让子弹飞一会儿，欲擒故纵；有时故意显摆自己的豪华生活，以逸待劳。有时与盗国贼称兄道弟，笑里藏刀；有时与“老领导”勾兑利益，顺手牵羊。有时对小喽啰开火，打草惊蛇；有时将炮口对准大老虎，擒贼擒王。他也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调整部署，不断开辟新战场，调动全球华人中的反共力量，寻求民主国家政府的帮助，对盗国贼的海外利益进行围追堵截。

第四，郭文贵精力旺盛，口才极好，一两个小时的演说不打草稿，声调抑扬顿挫，缓急有致，富有感染力。他讲话有条有理，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条一条讲下来，有时扯得很远，却总能回到岔口处，接着讲下去。这说明他头脑清楚，记忆力好，逻辑性强，是个天然的演说家，很多民运领袖、专家教授、专业律师、职业政客，与他比都相形见绌。郭氏虽不像一些学者那样文绉绉、理论性强，但他语言生动，比喻形象，善于造新词，如“黄燕的小手”、“盗国贼”、“权力的傲慢”、“生殖器治国”等等，朗朗上口，很快成为流行语。同时，郭文贵年富力强、红光满面、相貌堂堂、举止仪态俱佳，为他赢得了众多的粉丝，壮大了自己的声势。郭文贵对心理学无师自通，善于制造和推动热点，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刘呈杰的爹是谁？贯君的妈是谁？这两个问题一直吊着人们的胃口，至今没有答案。贬低郭的人，说他还没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的料多。既然如此容易，谁能出来就这两个问题解答一下？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外部环境成就了郭文贵；反过来，英雄造时势，是郭文贵自身的条件，使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天时、地利、人和，郭文贵掀起了一场运动，唤起了一大批民众，吸引了一班追求正义并且有能力的人成为他的帮手和同道。这几个月来的爆料，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对中共黑暗统治的揭露和打击，可能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海外民运成果的总和。此事正在发酵，将有可能给中国国内局势带来重大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和民主的催化剂。

共产体制，向来是暗箱操作，黑幕重重。被爆料的官僚，除了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法对付郭文贵之外，无法正大光明地出来为自己辩护。明镜老板何頻先生反复向他们喊话，声称明镜可以给他们提供平台，反驳郭文贵，岂不知他们隐疾在身，有苦难言。何頻貌似公正，其实是在将他们的军。众所周知，共党是历史上最邪恶最虚伪的政党，高官个个都是罪犯和伪君子，让他们在公众面前自证清白，情何以堪？

以此来看，郭文贵从一开始就已立于不败之地，而盗国贼只有勉力招架的功夫。半年多来，他们对郭文贵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最近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国内加大了信息封锁和抓捕的力度，在国外调动一切力量让郭文贵噤声。他们也许能一时得逞，但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盗国贼一定会受到审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郭文贵满怀信心地说：“该我们赢了！”

然而，这将只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不是一场战争的结束。郭文贵越战越勇，目标不断扩大，从保命、保财、报仇三项诉求，到郭七条反对以贪反贪、以黑治国，再到追求法治、平等、民主、自由，直接威胁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中共当权者绝不会任其发展，束手待毙。盗国贼斗倒了一批，还会上来新的一批，接着搜刮民脂民膏。更有可能的是，摧毁了盗国集团，成全了独夫民贼，习近平趁势取得绝对权力，成为毛泽东之后新的独裁者。有些人寄希望于习近平独掌大权之后，能够开明专制，开启中国的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但依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党媒姓党、政治规矩、四自信、七不讲、不得妄议中央、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等，都是习近平上台后搞出来的，不能将这些都归罪于盗国贼集团，就像文革的罪恶，不能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样。习近平追求的，是严刑峻法，令行禁止，贪腐也许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全体中国人会走上被奴役之路。

郭文贵声称，如果习近平搞独裁，他将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看来郭共大战，好戏还在后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被郭文贵称为盗国贼的贪腐集团，不是正大光明地出面应对郭文贵的指控，而是表面上装聋作哑，暗地里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如绑架郭文贵的家人和公司雇员、查封公司和合作伙伴的资金和账户、制作低劣的音频视频对郭文贵进行人格攻击、黑客其手机电脑等各种通讯设备并盗取私人信息、利用国家舆论工具和网评员散布谣言、直至动用海外沉默的力量威胁其生命安全。一般的人，遇到一个如此强大的专制政府的围堵和封杀，早就偃旗息鼓，夹起尾巴做人，但有战神之称的郭文贵，对于盗国贼的疯狂进攻，沉着应战，见招拆招，时而放出胜负手，使对方左支右绌，难以招架。针对盗国贼帮凶们伪造的郭文贵啪啪啪视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爆出私生子女、情妇共享等猛料，与他们展开生殖器大战。一时间绿帽子乱飞，中共从通奸党又成乱伦党。

郭文贵的爆料，一直伴随着种种质疑的声音和反对的声浪。有嫉妒，如一些酸溜溜的民运大佬，觉得郭文贵抢了他们的风头；有鄙视，一个草根出身的暴发户，初中毕业生，居然成了登高一呼的领袖人物；有搅合，别有用心的人，假支持真挑拨，在挺郭派中制造矛盾、混淆视听；有丑化，商场旧敌、中共帮凶，不断地利用媒体，对郭文贵进行人身攻击和污名化。对以上这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大多也已经随着爆料的进展而不攻自破。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出于公心，质疑郭文贵爆料的动机和内容，或认为事实不可信，或觉得证据不充足。这类人的质疑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和讨论。

笔者是普通百姓，不了解高层内幕，对郭文贵说的很多人和事，没有能力判断真伪。但德国哲学家布莱希特有一句话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从今年1月26日在明镜第一次直播开始，郭文贵的爆料已经持续了大半年，许多事实已经浮出了水面，有些虽然仍不太清晰，但其逻辑关系也都渐次呈现了。笔者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根据，对郭文贵爆料事件做出肯定性的结论，其可信度可以从事实、逻辑、常理、和策略四个方面来认定和判断。以下对每一个方面都举例说明。

1．事实。 郭文贵爆料的很多内容，已经有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南航空公司的私人飞机，郭文贵声称，他有王岐山家族乘坐海航私人飞机几百次的飞行记录。大家对此本来有疑问，中国政府却及时出来澄清，公开报道说，警方抓出了给郭文贵提供材料的两个内鬼，都是管理飞行记录的专业人员，这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另一些事实也是中国政府帮大家证实的。中共高官刘彦平和孙立军到纽约执行任务，他们与郭文贵的对话录音，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郭文贵所言不虚。这两位也主动爆料，使我们获知了更多内幕。仔细听过郭文贵爆料的就可以发现，他揭露的一些东西，就是与他打过交道的高官透露给他的，或他自己本来知道，但他们的话给了佐证。

最显著的例子是海航巨额资金的来源、去向、运作、及股权结构，已有多名专业人士进行调查，指证其有巨大黑幕，一些外国金融机构，据此做出了与海航停止业务关系的决定。贯君、刘成杰等人被迫将大笔股权捐赠给海南慈航，而慈航名为慈善，实为个人信托基金，美国慈航决定暂时不申请非盈利免税资格，以避免美国政府的审查，这些都是在世人眼前发生的事实，无可否认。

2．逻辑。有些爆料内容，虽然事实还没有完整呈现出来，我们却可以从已有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逻辑推理，证明其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比如神秘人物贯君的身份问题，郭文贵声称贯君是王岐山的私生子，并经过了DNA鉴定，对此我们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但是贯君在海航的持股人身份是确定的，有多年海航向管理部门上缴的财务报告等文件证实。一个年纪轻轻、只注册了一个发廊、登记住址是一个普通的街道门牌的小商户，怎么会拥有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海航股权？这已经让人疑窦丛生，而盗国贼又出来帮忙了。央视播放的贯君，是平民小户，家境贫寒，即使实有其人，也是另一个贯君，不可能与海航的富豪是同一个人。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好证明了真贯君身份不简单。其他的假姚庆、假孙瑶、假刘呈杰、假孙立军等都是类似的。有智者言：“绝不要相信还没有被正式否认的东西。”对于郭文贵爆的料，大家本来半信半疑，盗国贼一出来否认，这些事情就给坐实了。他们或是智商低下，伎俩拙劣，或是突遭败露，张皇失措，一次次反证了他们犯罪的事实。

盗国贼们用各种各样下三滥的手法对付郭文贵，VOA断播、哈德逊断演、黑客通讯设备、打压明镜、给脸书油管推特等施压封杀账号、组织多个团体和个人到海外告状或举行抗议等骚扰活动、抓捕知情人并罗织罪名、制造黄色视频进行人身攻击、威逼利诱郭文贵的家人员工和合伙人等，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郭文贵爆料，这明显说明了盗国贼做贼心虚，从反面证明了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中共高层多次与郭文贵讨价还价，做出妥协，释放郭的家人，轻判员工，并送其妻女出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对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他们眼里的逃犯，做出如此大的让步，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证明他们确有把柄握在郭文贵手里。数月前某位经济学家在华府回答提问时，声称郭文贵爆料百分之九十九不真实，留下笑柄，难道他是说有百分之一是真实的？按照中共的明文规定，郭文贵爆的料，哪怕只有千分之一是真的，盗国贼们就应该立刻引咎辞职或被双规。

3．常理。很多爆料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证据，也难以从逻辑上严格推出其真实性，但从常理判断，这些爆料合情合理，可信性极大。比如雷洋案，如果真是警察粗暴执法而造成平民意外死亡，中共完全可以让几个小警察接受审判以平民愤，自己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赢得了民心，何乐而不为呢？难以理解的事情，被郭文贵说破，便恍然大悟。其它的诸如袁宝璟三兄弟被冤杀、赵本山被边控、王芳上春晚等，以前都有传闻，但真相扑朔迷离，经郭文贵一解说，豁然贯通，觉得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普通人不了解中共高层的贪腐状况和权斗内幕，但看你的周围、你所了解的官场、那些已经被抓起来的贪官、以及中共自己揭露出来的内幕，就可知郭文贵所言绝不是空穴来风。哪个人具体干了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但几乎每个中共高官都干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却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坊间早就流传的那句话：“一个个都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郭文贵了解盗国贼们的犯罪事实多如牛毛，爆真料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编假话反而难度大、成本高、容易露馅，他何必舍真求假，自找麻烦？！

关于生殖器大战，哪一方更可信呢？有关郭文贵的啪啪啪音频，外行人都能听出是伪造的，先是郭三秒，后是硬如铁，自相矛盾。有关其助手王艳平的传言，本人一露面，谣诼顿然破灭。反过来，郭文贵公布的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等人的淫乱情节，虽然没有公开的音频和视频作证，但高官与女明星权色交易或强迫美女为其性工具，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不是范冰冰，就是李冰冰，不是许晴，就是董卿。权贵们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每个倒台的高官都有所谓的作风问题，薄熙来外号勃起来，中央台实为淫娃宫。这样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些丑事，那才叫不可思议。

4．策略。很多爆料郭文贵没有提供证据，但不等于没有证据；即使他没有证据，也不等于爆的料就是假的。不提供证据，可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位高权重、穷凶极恶的盗国贼搏斗，必须留有后手，不能把牌一下子全部亮出来。反过来，即使他拿出了完整的证据链，对方仍然会说，那是编造的。巴拿马文件的证据可谓确凿详实，但中共当权者假装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办法？郭文贵爆出的事实太多，不仅会造成所谓的信息梗阻，使受众感官疲劳，震撼效果衰减，还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他按照自己的节奏爆料，何时出示证据，拿出多少证据，都要根据需要，听众应该有耐心，不要急着下结论。作为举报人，郭文贵没有必要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中国政府却有义务做出正面回应，积极寻求他的合作，责令有关部门做出公开和公正的调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犹太谚语说得好，“事实是最安全的谎言”。即使郭文贵有意欺骗，也会用很多事实来作为烟幕弹，否则早就被揭穿，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在讲诚信的美国，说谎对名人有致命的杀伤力。郭文贵爆料要产生想要的效果，必须依靠其可信性，一旦谎言败露，他将一无所有。郭文贵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己说得很明白：谁敢、谁愿意拿着自己和亲人的身家性命、几百亿美元资产，几千名员工的前途为代价，靠编谎话与世界上最有权力、最危险的人作对，那不是找死吗？郭文贵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他曾十来次接受媒体访谈、几十次制作报平安视频、千百次在推特上留言，长期频繁地与华人名流、西方政要和美国情报部门接触，靠谎言根本行不通。如果他的目的只是取得在美国长期居留的身份，过安适的日子，何必与盗国贼以命相搏呢？难道不能破财消灾，与对方达成协议，用低成本的办法在美国呆下去？何况现在如果能够花费巨额钱财换郭文贵闭嘴，盗国贼们想必是巴巴地求之不得呢。

笔者认为，根据已知的事实，通过逻辑和常识来判断，郭文贵爆的料绝大部分都是可信的。他的爆料，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团队里那么多人，出几个错是在所难免的，如有些人名、地点、时间和数字不准确。尤其是早期，为了吸引观众，郭文贵讲话显得夸张，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能用一些小错否定全部。爆料失真的地方，责任也主要在中共，正如叶宁律师所言，是中共专制政府控制言论，阻断了正常的信息渠道，百姓只好靠传言获得真相。中国没有可靠的新闻报道和司法调查，小道消息就成为信息传播的一种合理和必然方式，而且小道消息往往比共产党喉舌的宣传更可信。郭文贵说过的人和事，想必有一些是他听来的，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依照他的背景和阅历，应该比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更可信。如果要质疑，也应该去质疑中国政府和盗国贼，不应该抓住郭文贵不放。至于到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对郭文贵嗤之以鼻，全面否定其爆料的真实性和价值，本人忍不住要说一句，他们不是缺少大脑，就是没有良心。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一座历史名城。公元前332年秋至331年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了控制沿海地区，他决定在尼罗河口的三角洲上建立一座城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普鲁塔克在《平行传记》里记载，亚历山大受梦中异象指引，来到法罗斯（Pharos），看到一个宽阔的港口，对地形非常满意，就在此地设计出一个半圆形的城市图样。在给城市划界时，他命人将当作军粮用的大麦撒在黑色的土地上，标出城墙的位置。一时间，群鸟毕至，将麦子吃得干干净净，亚历山大认为兆头不好，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占卜官的解释打消了他的顾虑：该城市的资源将极为丰富，不仅毫无匮乏之虞，还可以为很多国家供应食粮。果然，埃及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粮仓之一，几百年间，从亚历山大港到罗马源源不断的运粮船队，维持着罗马的生命线。

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建立起的庞大帝国最终一分为三，他的部将托勒密独霸埃及，并于公元前305年称王，定都亚历山大城。经过托勒密王朝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仅仅一个世纪之后，这座新城市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和希腊化文明的中心。约公元前280年，托勒密王朝在岸边法罗斯岛上，建立起一座灯塔，引导海员进港。这座灯塔高度有130米左右，灯光远达40多公里之外，成为标志性建筑，“法罗斯”于是就成了“灯塔”这个词的词源，在多种语言中，它就是灯塔的意思。

更具有标志性的，是一座智慧的灯塔，闪耀着希腊文明之光，这就是托勒密一世建起的博学院。在他的子孙手里，这所博学院逐渐扩大完善，终于达到辉煌。博学院（Museum，希腊文Μουσείο）这个词源于“缪斯”（Muses），本义是缪斯神庙。缪斯是指希腊神话中九位艺术女神，分别代表九种艺术门类，因此所谓博学院，就是艺术殿堂，主要是一个供学者们思考、研究、讲学的场所。到了现代，这些功能主要由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博学院就蜕变成了博物馆。当年的亚历山大博学院，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府建立起来的，附设有大图书馆、实验室、天文台、动物园、植物园、讲堂、餐厅和宿舍等。托勒密三世用尽手段，从世界各地收集到大批抄本，存放在大图书馆里，让学者们系统地研究、整理和校正，使得许多古典著作得以在当世和后世流传。鼎盛时期大图书馆收藏有50万卷左右的书册，是古典世界的知识宝库。据传在馆内书架上方的墙上有这样的铭文：“灵魂疗养所”；确实，在这所博学院里汇集和创造的精神财富，慰藉和滋养了全世界无数的灵魂。

博学院吸引了大批的优秀学者来此讲学，常驻的学者一般有四、五十个，鼎盛时期可能逾千。仅列举几个在此驻讲过的著名人物，就可以看出这座博学院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历史上第一个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是科学方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亚历山大创立解剖学院，进行解剖学研究；几何学家欧几里德，其《几何原本》是人类历史上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有古代哥白尼之称的阿利斯塔克，首次提出日心说，是先于时代的巨人；力学之父阿基米德，三大古典数学家之一；数学家埃拉托塞尼，发明素数研究中所用的筛法，现代华人数学家陈景润、张益唐，在攻克世界难题的工作中，就用到了筛法；几何学家阿波洛尼乌斯，有名著《圆锥曲线》，发明了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的名称；有“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称的喜帕恰斯，贡献至多，包括发明经度和纬度，并从巴比伦引进360度角的测量系统；数学家和工程师赫伦，有许多超前的发明，包括蒸汽机、风轮驱动琴、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注射器等；天文学家托勒密，系统地建立地心论模型，其著作《至大论》影响至大，是欧洲中世纪的科学范式；数学家丢番图，一部《算术》影响深远。

然而，盛极必衰。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近300年，将希腊文明传到了东方。但世界纷乱，战争频仍，王朝内部也不太平，政治、宗教和种族之争时常爆发。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希腊的影响开始式微，托勒密王朝终于难以为继。公元前30年，罗马将军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内战波及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被迫自杀，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标志着希腊化世界的灭亡。

罗马人信仰多神，宗教上兼收并蓄，但犹太教这样的一神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多次受到镇压。基督教的兴起更增加了宗教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早期基督教没有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承认，教徒们经常受到歧视和迫害，常常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曾经多次发生教难，大批信徒殉道。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次年发布米兰敕令，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承认基督教会的合法地位。380年，以狄奥多西一世等三位皇帝名义发布的塞萨洛尼卡敕令，宣称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翻身为主，扬眉吐气，异教则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

亚历山大城是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堡垒之一。到公元四世纪末期，人口达到60万左右，其中基督教徒占多数，还有犹太教、诺斯替教、信仰多神或不信神的希腊人、埃及当地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异教徒。这些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冲突不断，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有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相互残杀，伤亡惨重。

此时的罗马帝国也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朝不保夕。蛮族的频繁入侵和破坏极大地削弱了罗马的实力和活力，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成两个帝国，分别设都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希腊文明之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了，智慧的灯塔即将倾覆，随之而来的，将是千年暗夜。博学院早已盛况不再，图书馆遭到数次人为的破坏和焚烧，手卷毁弃，学者星散。有记载的博学院最后一位学者席昂（Theon），只是勉力维持，学术上根本无法和前辈巨匠相提并论。然而，他有一个女儿，聪慧优雅，博学多才，像回光返照，给黄昏的世界留下一抹绚丽的色彩。她的名字是希帕蒂亚，就是本文要谈的美女数学家。

二．佳人

在欧洲中世纪，希帕蒂亚基本上默默无闻。启蒙运动以后，有关希帕蒂亚的文学作品开始在欧洲出现，这些虚构的故事使得她的名字广为传播，激发了后代人对她的兴趣和迷恋。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在1743年发表的滑稽讽刺小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里，将希帕蒂亚称为一个“最美丽善良的年轻女郎”。

十九世纪中叶，希帕蒂亚在文学中的传奇达到了顶峰，她的形象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包括几部奉献给她的长诗。法国诗人勒贡特•德•列尔（Charles Marie René Leconte de Lisle）在长诗中，用“柏拉图的灵魂，维纳斯的肉体”这样的诗句来赞美她。1853年出版的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新敌人旧面孔》是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又数次被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希帕蒂亚，她被塑造成逝去文明的象征，为挽救和谐而完美的希腊世界而争斗，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希帕蒂亚在文艺世界的影响持续存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还出现了几部关于她的小说。最新的作品大概是2009年出版的美国当代女作家郎费罗（Longfellow）的小说《如银流下》。希帕蒂亚还出现在电影里，2009年的电影《城市广场》（Agora，又译风暴佳人）就是一部以希帕蒂亚为主角的史诗片，由漂亮的英国女星瑞切尔•薇兹（Rachel Weisz）主演。

文艺作品中的虚构，大家一般不会信以为真，但有些作者，在希帕蒂亚的故事中添油加醋，煞有介事地当成历史来写，就让人难辨真伪。1908年美国作家埃尔伯特•贺巴德（Elbert Hubbard）在《名师乡行小记》里，虚构了希帕蒂亚的传记。一些学者不加考证，将其当成信史引用在自己的著作里，以讹传讹，造成了很多混乱。目前网上流传的希帕蒂亚的故事，大多都包含谬误，读者需要辨析。历史与传说、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只有探赜索隐、去伪存真，才有可能窥视到历史的本相。

关于希帕蒂亚的原始资料很少，澳大利亚的一位数学家迪肯（Michael Deakin）声称，他收集了所有原始资料，翻译成英文，总共只有14页纸。这些资料主要出自早期基督教会著作和十世纪的《苏达辞书》（Suda Lexicon）。五世纪基督徒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此苏非彼苏，这个苏格拉底比古希腊那个大哲学家，晚了850年左右）所著的《教会史》，有对希帕蒂亚简短却极具价值的记载。《苏达辞书》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百科全书，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关于希帕蒂亚的词条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根据六世纪的编年史家赫西基奥斯（Hesychius of Miletus）所著关于希腊作者的辞书，第二部分根据五六世纪之交的哲学家达马西乌斯（Damascius）所著的《伊西多的一生》。其它资料主要来自《教父著作全集》的《希腊文系列》，其中有希帕蒂亚的弟子和朋友辛奈西斯（Synesius of Cyrene）留存下来的《书信集》。辛奈西斯出生在昔兰尼（是位于现利比亚境内的古希腊殖民城市）附近的一个富裕家庭，约于弱冠之年到亚历山大求学，成为希帕蒂亚的弟子。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从他留下来的与恩师、同学、朋友及其他人的一百多封通信中，人们不仅能够发现关于那个时代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知识，对重构希帕蒂亚的思想和人生也是弥足珍贵的。

希帕蒂亚据认是历史上有可靠记录的第一位女性数学家，她优雅、睿智、博学、雄辩，因此有众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她还是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教师，开馆授徒，传播新柏拉图主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少人后来功成名就。《苏达辞书》说：“她常常穿着哲学家的长袍，走过城市中心，对愿意听的人们公开宣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任何其他哲学家的著作。除了教学专长之外，她还达到了公民美德的巅峰”；“她演讲清晰而雄辩，行为谨慎而文明，满城的人对她爱戴有加”。

古代哲学家爱穿白色的长袍，表明他们是思想的主宰，不是肉体的奴隶，是追求精神超越的爱智者，不是汲汲于富贵的凡夫俗子。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中，希帕蒂亚就是身着白袍，跻身在众多的大哲学家之间。其实在古罗马，白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元老院的议员们就穿白袍，只是贵族的白袍宽大结实，又时常浆洗，一尘不染，罗马城内洗衣店林立，就是为这些贵族服务的。哲学家的白袍则常常又脏又破，表示自己清贫自守。

大家都认为希帕蒂亚是个美女，但是长相到底如何？拉斐尔将她描绘成一个年轻女郎，容貌秀丽但不算绝美。贺巴德在虚构的传记里声称，经过席昂的精心培育，希帕蒂亚拥有一个“最为稀少的优美身材”。该书出版时，里面有一帧艺术家加斯帕罗（Gasparo）的插图，画中的希帕蒂亚美丽又矜持，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产物。此画深受人们喜爱，遂成为希帕蒂亚的标准像，广为流传。

根据古代文献对希帕蒂亚的描述，她很可能美德多于美貌，气质好于容颜。不过有一个故事，可以从侧面证明她的美丽。贺巴德煞有介事地说：“有几个哲学家向她求婚，证明他们人性未泯，而且我们确知，一两个王子也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执着的求婚者，希帕蒂亚总是委婉地表明，她已经嫁给了真理。”《苏达辞书》中达马西乌斯记载的应该更可信，也更能说明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她正直而纯洁，永保童贞。她如此美丽优雅，以致一个学生爱上了她，难以自制，就公开向她表示他的痴恋。……她将经血沾污的布片拿给他看，以显示她天生的不洁，并说：‘年轻人，这就是你喜爱的东西，一点也不美丽！’这景象触目惊心，他羞愧难当，从此洗心革面，更加向善。” 这个版本的故事虽然不雅，但很契合柏拉图主义厌弃人体和肉欲，追求精神和至善的哲学思想。

希帕蒂亚的学术贡献和她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苏格拉底在《教会史》里说：“她在文学与科学领域的造诣，远远超越与她同时代的哲学家们。” 辛奈西斯称她为“最神圣、最受景仰的哲学家”。一个女性凌驾于所有男性之上，成为一个时代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这应该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她还是优秀的天文学家和力学家，席昂在其对托勒密的天文学名著《至大论》第三卷的注释中，标题上写明，这是由她女儿希帕蒂亚校改的。专家考证，她不仅校改了其父的注释，很可能也整理过《至大论》文本，我们今天读到的版本，可能其中就有希帕蒂亚的工作。除此之外，前人还提到，她独自注释的著作有丢番图的《算术》和阿波洛尼乌斯的《圆锥曲线》，也许还包括阿基米德的《圆的度量》。但希帕蒂亚可能算不上一流的科学家，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她有什么独立的研究和开创性的成果。即便如此，她对科学的发展仍然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在那个时代，大批知识成果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只是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即使有新发现，相对也是微不足道的；反之，通过整理、注释、保护和传播大量现有的著作，使其得以流传下去，则前人扬名，后人受惠，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希帕蒂亚既是学者、又是老师，她摈弃婚姻子嗣，终身不懈于传道、授业、解惑，承前启后，延续了希腊文明的一缕香火。可以说，希帕蒂亚和其父都是应运而生，述而不作，成为乱世之中人类思想成果的保护神。

三．冲突

亚历山大城中，最有权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教，一个是总督。要了解希帕蒂亚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对此二人做一些介绍。

基督教有一个从上到下严格的等级制度，其核心力量是主教团。每个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有管辖权，且直接对上帝负责。主教团是耶稣门徒的继承人，如果说众门徒在耶稣面前是平等的，那么所有主教在上帝面前就也是平等的。然而，有些主教比别的主教更平等。在东正教内，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被称为“平等众主教之首”；在天主教内，罗马的主教自认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彼得被耶稣封为教会的磐石，是12个门徒之首，他的继承人理所当然地就是所有主教之首。罗马主教最通俗和常用的称号是“教宗”，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papa”和希腊语的“πάππας”，本义为“爸爸”。其实“教宗”这个称号，在基督教早期（公元三、四世纪时）也可以指别的主教，虽然彼得被后世教会尊为第一任教宗，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称号，亚历山大的主教是第一个得到这个称号的，罗马的主教后来将其独占，且威权不断加强，最终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根据所管理的教区大小，主教还有许多分类，有主教、大主教、都主教、宗主教等。宗主教（patriarch）又称“牧首”，这个词源于希腊文，由“父系”和“首领”两个词组成，本义是“族长”，在《旧约》里，亚伯拉罕等人就被称为以色列人的族长。基督教早期只有三个宗主教教区：罗马、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罗马和安条克教区据认是使徒彼得建立的，而亚历山大教区是彼得的信徒圣马可建立的，这三个宗主教区体现了彼得在教内的崇高地位，也在首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得到确认。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成为“新罗马”，那里的主教地位逐渐上升，想与罗马的主教平起平坐，引起亚历山大主教的不满，两个教职之间的争斗在5世纪前半叶持续不断，又因神学上的论战而冲突加剧，最终造成教会的大分裂，此是后话。

公元385年，提阿非罗（Theophilus）出任埃及主教，他的教区比一般的主教教区大得多，除埃及之外，还包括利比亚，尤其是利比亚东部地中海沿岸的五个希腊殖民城市。提阿非罗常被称为“教会的法老”，行事粗暴而独断，对异端邪说恨之入骨，在上任之始就展开了反对异教的运动。他利用500个进城的僧侣与异教徒战斗，这些云游僧来自沙漠，据说经过5年的苦行训练，是一股可怕的破坏力量。异教徒们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们武装自己，反抗教会侵占他们的神庙，骚乱常常爆发，争斗中的双方互有伤亡。提阿非罗就借机捣毁城中的异教大本营：色拉皮斯神庙。在他的请求下，狄奥多西一世391年六月发布敕令，禁止邪教信仰和崇拜，为捣毁所有异教圣殿扫清了道路。于是，异教徒被驱逐，辉煌的塞拉匹斯神庙被付之一炬，连带的图书馆也不能幸免。废墟上兴建了一座基督教教堂。

提阿非罗于412年10月15日去世，经过三天激烈的争夺战，他的侄子西里尔（Cyril）成功接任主教职位。这个西里尔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在基督教历史上赫赫有名。西里尔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著述丰富，也积极参与当时的神学之争，其神学理论许多都成为后日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另一方面，他贪恋权力、性格急躁、信仰狂热、手段狠辣，比他的伯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净化信仰之战开始，反对教内非正统信仰的其它派别，查封诺洼天派（Novatians）的教堂，将该派信徒驱逐出城，并没收了他们圣礼用的器皿，剥夺了他们的主教的所有权利。然后他将目标对准了犹太人，利用基督教暴徒攻击他们。公元415年，经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下令，他将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全部逐出城去。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那500个云游僧可以利用之外，提阿非罗和西里尔还拥有一个称为“护理员”（parabolani）的组织，这是由主教挑选出来的几百个年轻壮汉组成的基督教兄弟会。“护理员” 本来的任务是收容无家可归的人、护理老弱病残、以及埋葬死者，干的是慈善事业。但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鲁莽无知，容易受到挑拨和操纵，惯于用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因此“护理员”又有“赌徒”之称，这些赌徒不赌钱，赌命。据史料记载，他们实际上是主教的卫队和打手，像一个军事组织，在主教的指挥下，执行种种攻击敌人的行动。“赌徒”们曾与云游僧们一起帮助提阿非罗清除异教徒，追随西里尔进攻犹太人社区，犯下了种种恶行。

主教是城内宗教势力的代表。能够对主教的权力和暴徒们的恶行有所抑制的是作为世俗势力的代表、罗马帝国派驻亚历山大的埃及行省总督。古罗马的行省划分和管理制度不断变化，后人很难搞清楚，但帝国时期的行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院省和帝省，即元老院管理的行省和皇帝管理的行省。担任元老院省的总督一般称为“代执政官”（proconsul），表示其具有执政官的权威和地位，此类行省总督的级别和地位最高。担任帝国省的总督有两类，级别较高的由元老一级贵族担任，称为“代司法官”（Propraetor），管理的行省多是战略要地；级别较低的一般由骑士一级的贵族担任，称为“委任官”（Praefectus），管理的行省多数较小。在帝国初期，作为皇帝代理人的总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威权极大。到帝国中后期，总督失去了兵权，但仍拥有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特权。埃及行省总督是骑士级别，但可别小看这个位置，埃及是帝国的主要粮仓之一，又是皇帝的私人领地，皇家岁入多取自这里，因此埃及总督有个特别称号：“奥古斯都委任官”（Praefectus Augustalis），即代替皇帝行使特权的行政长官，在帝国众多的总督里面地位和声望都很高。

公元415年时的埃及行省总督名叫欧瑞斯提斯（Orestes），上任不久。主教西里尔在任上也不到三年，两人都是年壮气盛，立刻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本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西里尔想一手遮天，试图主宰所有公共事务，连市政方面的事情也要管，引起欧瑞斯提斯的不满和对抗，两人的关系形同水火。欧瑞斯提斯一次外出，受到云游僧的围攻，被一个叫阿摩尼乌斯（Ammonius）的僧侣用石头砸伤，险些丢了性命。事后欧瑞斯提斯将阿摩尼乌斯处死，引起西里尔的不满，两人关系雪上加霜。有人试图从中调解，但被欧瑞斯提斯拒绝，西里尔更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城中局势凶险，冲突一触即发。

四．悲剧

提阿非罗任主教时，并没有干扰希帕蒂亚及其圈子的活动。希帕蒂亚是社会名流，她的学生也多出身于高门大户，几个亲近的学生后来都在帝国和教会身居高位，包括最少两个主教。希帕蒂亚最亲密的学生之一辛奈西斯是在提阿非罗的提携下，得以升任托珞麦斯（Ptolemais，今利比亚一省城）的主教。他一直保持与提阿非罗的友好关系，提阿非罗不会对希帕蒂亚下手。

413年左右，辛奈西斯去世，希帕蒂亚失去了一个保护人。她的另一个保护人，是总督欧瑞斯提斯。希帕蒂亚与欧瑞斯提斯过从甚密，不论从人情、道义还是个人信仰来说，她都是同情和支持总督的。她与总督的友谊被认为是对教会的敌意，由此而不幸地卷入了两派的冲突。于是敌对派开始散布关于希帕蒂亚的谣言，将她描绘成一个女巫，诬陷她会施行魔法，并说是她在阻挡总督欧瑞斯提斯与主教西里尔和好。这一点在教会史家苏格拉底和七世纪的尼奇乌主教（Bishop of Nikiû）约翰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公元415年三月的一天，在希帕蒂亚乘车回家的路上，一群基督教暴徒袭击了她，将她杀害后毁尸灭迹。苏格拉底的《教会史》是这样记录的：“一些教徒受到激烈与偏执的狂热驱使，以一个名叫彼得的读经员为首，埋伏在希帕蒂亚返家的路上，将她拖出马车，带到一座叫做西赛隆的教堂中，把她脱得精光，用瓦片（或蚝壳）杀害了她。他们将她分尸以后，把残肢带到一个叫做辛那隆的地方焚烧。这件事不只是给西里尔，也给整个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会，带来恶名。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比容许诸如此类的屠杀和争斗，距离基督教精神相去更远。”

尼奇乌主教约翰在所著的《编年史》中，对希帕蒂亚的死另有说法。他指控希帕蒂亚用恶魔的诡计欺骗众人，用魔法将总督玩弄于股掌之中，而称暴徒首领彼得为“全心敬拜耶稣基督的完美信徒”，他洋洋自得地宣称，希帕蒂亚被处死以后，“所有的人围绕着主教西里尔，称他为‘提阿非罗再世’，因为他摧毁了该城偶像崇拜最后的余孽。”

约翰主教将希帕蒂亚之死归功于西里尔，要给他头上戴光环，后世却有人要为西里尔推卸罪责。上世纪初出版的《天主教百科全书》中关于西里尔的词条这样辩解：“但是，亚历山大城的读经员并不是圣品人，而苏格拉底也没有表示西里尔本人对此负责。达马西乌斯固然曾做过如此指控，但他是事后诸葛亮，也本就憎恨基督徒。”这里所谓“圣品人”，是指教会中的领导阶层：主教、司铎和执事，早期教会中就有这些教职，属于所谓的“三大品”。随着信徒团体的成长，教会的事务增多，又增设了新的职位：辅祭员、驱魔员、读经员、司门员，就是所谓的“四小品”。《天主教百科全书》的言下之意，是基督教下层人士杀害了希帕蒂亚，似乎是自发行为，与主教无关。同一词条还宣称：“西里尔是一个有巨大勇气和坚强性格的人”、“作为神学家，他是早期伟大的作者和思想家之一”、“他在教会里一直受到崇高敬仰”等等。确实，这个西里尔，后世被教会授予尊号，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圣徒（saint）之一。1882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为表彰他倡导正统信仰的热情和贡献，册封他为“教会圣师”。他在基督教世界还有“信仰的支柱”、“教父的封印”、“道成肉身之圣师”等荣誉称号。

没有上层的授意和鼓动，暴徒们自发地去杀害一个与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和利害关系的女哲学家，不合常理。根据《苏达辞书》的记载，达马西乌斯认定希帕蒂亚是死于宗教迫害，主教西里尔是罪魁祸首，他出于嫉妒，授意暴徒犯下了此项罪行。后世很多人赞同这个看法，早在1720年，一个名为约翰•托兰（John Toland）的狂热的新教徒，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尤其长，像个内容提要：《希帕蒂亚，一个最美丽、最正直、最有学问而且在所有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女士的历史；亚历山大城的教士们将她撕成碎片，去满足大主教的傲慢、争胜心和残忍。该主教通常被赋予一个不般配的称号：圣西里尔》。法国作家伏尔泰曾借希帕蒂亚之名来表达他对教会的反感，认为希帕蒂亚之死是“西里尔的光头猎狗们所犯下的野蛮谋杀”。亨利•菲尔丁在小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中，指控是“那些基督徒疯狗们谋杀了她”。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里，认为西里尔是罪魁祸首，是他挑动“一帮野蛮和残忍的狂热分子” 将希帕蒂亚谋杀。美国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en）在其《宇宙》一书中说，希帕蒂亚受到主教西里尔的蔑视，并被他手下狂热的暴徒杀害，“她的遗体被焚毁，她的著作被销毁，她的名字被遗忘，西里尔则被封为圣徒”。

但宗教迫害这个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与一般异教信仰不同的是，希帕蒂亚追求的是超越的理性，对希腊和埃及的多神信仰、魔法、宗教仪式等没有认同感。她的身边聚集了不少基督徒和倾向于基督教的人，连攻击她的约翰主教都说：信基督教的总督欧瑞斯提斯“将许多信徒吸引到她的身边”。这些人没有去保卫色拉皮斯神庙，没有介入基督教与异教的纷争和战斗。没有证据显示，她反对学生中的异教徒改信基督教，或她的基督徒学生受她的异教思想影响而叛教。亚历山大城中比她的思想更离经叛道的人比比皆是，迫害异教的运动一时还轮不到她的头上。而且希帕蒂亚信奉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教会教条的哲学基础，她的学生辛奈西斯，曾用从她那里学到的哲学原理，来阐释基督教会的三位一体教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关于希帕蒂亚之死，苏格拉底在《教会史》里的记载应该比较可靠，不仅因为他是希帕蒂亚的同时代人，还因为他用同情的口吻记录一个异教徒的遭遇，作为教内之人，不至于有意抹黑教会。苏格拉底认为希帕蒂亚是“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政治忌妒的受害者”，这个看法受到当今一些严肃的学者的支持。波兰历史学家玛丽亚‧泽丝卡（Maria Dzielska），在1995年曾出版一书《亚历山大城的希帕蒂亚》，对希帕蒂亚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在她看来，宗教迫害是个大的历史背景，但具体到希帕蒂亚之死，更有可能是政治谋杀。对于主教一方，杀死一个反对派的主将，消除了一个受人尊敬、有威信和政治影响的敌人，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公正地说，没有证据表明西里尔策划了对希帕蒂亚的攻击。然而，对希帕蒂亚之死他难辞其咎，苏格拉底、赫西基奥斯和达马西乌斯都指出，西里尔的嫉妒是希帕蒂亚的死因。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里尔是挑起毁坏希帕蒂亚名誉的始作俑者，暴徒的行动也得到了他的默许。至少，如果不是此前他对暴徒的纵容，多次利用他们袭击敌对势力，这样的惨案就不会发生。而且在事后，由于西里尔的保护，施行暴行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五．尾声

关于希帕蒂亚死时的年龄有很大争议。卒年一般定为公元415年，生年则不同说法之间差异很大，很多人选定370年，那样她死时是45岁，正是心智成熟、精力旺盛的黄金年华。但玛丽亚‧泽丝卡认为希帕蒂亚的生年比传统的说法约早15年，公元355年应该更为准确。根据之一是，她的学生辛奈西斯大约生于370年，他对她尊崇有加，奉若神明，对她的学识和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合理推断，她应该比他大十几岁。

在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新敌人旧面孔》里，希帕蒂亚年轻漂亮，气质高雅，在25岁妙龄上惨遭屠杀。一位名叫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William Mitchell）的艺术家深受触动，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的1885年，根据书中的描写创作了一幅油画《希帕蒂亚》。小说中第29章的故事是这样的：暴徒们抓住希帕蒂亚后，对她极尽折磨和羞辱，她的衣服被撕碎，一片片掉在地上。他们把她拖到了教堂里的祭坛前面，祭坛上方悬挂着巨大的基督画像，基督默默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只见他右手举起，不知是在祝福还是在诅咒，那些恶魔也暂时停住了手。

接下来的一段话可作为《希帕蒂亚》这幅画的解说词：“她摆脱了折磨她的众人，向后跳起，赤裸的全身在幽暗背景的衬托下洁白如雪，圆睁的两眼明亮清澈，眼光中带着羞辱和愤慨，但没有一丝恐惧。她一只手抓住自己的金色长发遮掩身体，另一只白色长臂伸向巨大而静默的基督，向神祈求 —— 谁敢说这是徒劳的呢？”

一千六百年过去了，信徒与异教、正统与异端之间的残酷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许许多多的杀戮正是假神之名而进行的，神为何隐匿无踪，无所作为？无数的人曾向神祈求，谁敢说这不是徒劳的呢？

康有为1902年写成《大同书》，其中主张语言文字“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在将来的大同世界里，“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巴黎的一批激进中国留学生，创办《新世纪》周刊，宣扬大同世界和无政府主义，声讨汉语汉字，主张“废除汉文”，“径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中，说中国文字“野蛮根性太深”，是“牛鬼蛇神的文字”，“希望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瞿秋白赞同彻底废除汉字，将汉字骂为“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更是危言耸听，他将汉字说成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病菌，声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反对文字改革或坚持走中间路线的也大有人在，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认为文化是否发达在于教育，和文字是象形还是拼音没有必然联系。陈独秀、胡适等人，虽然赞同搞汉字拼音化，但认为汉语与汉字不同，汉字可废，汉语不能废。傅斯年恨极汉字，但反对用外国语取代汉语，说：“中国可以不要，中国的语言不可不存”。有人认为汉字不应当废除但可以改良，比如简省笔划等。也有人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互有短长，废除汉字，得不偿失。近些年来更有不少人鼓吹“汉字优越”论，认为不仅不应该取消汉字，反而应该使其发扬光大，甚至声称汉语汉字终将取代和超越英文的地位，成为唯一通行世界的各民族的统一语言。

文字改革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为学习中文，他摸索出一套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总结在1605年发表的《西字奇迹》一书里，开启了后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一套厦门方言的罗马拼音字方案，成为第一个创制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的中国人。此后，种种汉语罗马化文字和注音方案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些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钱玄同、傅斯年、赵元任等人都曾乐观地估计，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文字改革的任务，吴玉章、王力等人也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汉字拼音化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近一个世纪的拉丁化运动，并没有撼动汉字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的根本地位。在大陆和台湾两地，至今都只是停留在为汉字注音的阶段，除了技术上的一些改进，思想上没有比400多年前的利玛窦高明多少。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汉字拼音化这个持续了中国好几代人的梦想，实现的希望似乎愈加渺茫了。

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令人深思。实际上，就像钱玄同早在90年前就担忧过的那样：即使人们对于“汉字的应否革命”没有异议，对于“汉字的能否革命”还很有人怀疑。究其原因，除了人的惰性以外，实行汉字拼音化，愚以为有三大障碍难以逾越：同音字、文化传统 和众多的方言。

一．汉字中有很多同音字，实行拼音以后，这些就都变成了同一个字，每个字承担的意义太多，会造成混淆，降低表达的精确性，削弱汉字的语言功能。有人统计，现行汉字有400多个（不分调）读音种类，在7000个通用汉字中，平均每种读音有17个异形同音字。而且汉字读音分布不平均，有些同音字达到一百多个。这些同音字拼音化后，就难以区分，给阅读带来困难。赵元任创作的《施氏食狮史》，人所共知，全文共90多个字，汉语发音都是shi。

当然，汉字有四声，可以用于区分同音字。但同音同调字也不少，算上四声，汉字有近1400个读音，平均每个读音仍对应五个左右的字。如去声的yi，仅常用字就有40多个：意、臆、薏、癔、亦、弈、奕、异、义、议、易、蜴、亿、忆、谊、益、艺、呓、抑、裔、役、疫、逸、溢、缢、译、绎、驿、邑、悒、屹、诣、翌、羿、翼、熠、毅、轶、刈、懿、肄等。众多的同音字还组成了不少同音词，如zheng4 shi4就有正是、正式、正视、正事、正室、政事、郑氏等对应词。而且，如何表达声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拼音方案中，对四声有多种处理方法，下面四个比较有代表性：（1）“威妥玛式”拼音（Wade-Giles System），用阿拉伯数字加在右上角来表示声调；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数字跟罗马字母混用，两者不调和，打字也不方便。（2）“国语罗马字”，曾是中华民国的国家标准，用比较复杂的拼写规则来表示声调；优点是全部用字母，缺点是不便学习和使用，难以普及。（3）“拉丁化新文字”，不标记声调；这个方案最省事，缺点是四声不分，同音字多。（4）“汉语拼音方案”，是大陆在1958年发布的，用特殊符号加在字母顶上表示声调，就是所谓的“戴帽子”；优点是直观明白、节省空间，缺点是书写、打字都很不方便。可以看出，这些方案各有千秋，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

当然，同音字问题是技术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方案，将同音字区分开来。但不管用什么方法，肯定会有繁琐和很不自然的地方，让人感到不便，用起来不能得心应手，就像技术工毁掉了一只胳膊，干活效率大打折扣。除非拼音文字在整体上效率明显高过汉字，否则搞汉字拼音化就是要让中国人壮士断腕，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汉语文献浩如烟海，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根。丢了汉字，不仅埋葬了一座宝库，而且也相当于断根去势，没有人去给中国文化传宗接代了。试问，拼音化的汉字里有什么美妙前景，值得全体中国人为之拔刀自宫？

有人会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学者们仍然可以研究汉字，古文也可以翻译成拼音文字供普通人阅读，文化传承不会中断。这是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载体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韵文和诗歌，即使你翻译水平很高，信达雅都做到了，那种形式美你是难以嫁接过来的，比如骈俪、排比、对仗、平仄、字数、叠字、倒置，等等。而且碑帖、石刻、印章、帛简、钟鼎等文物和艺术品，也都是无法置换的。经史子集，卷帙浩繁，也不可能全部翻译过来。还有字谜、书法艺术等，拼音化后，都将难以为继。我敢肯定，拼音化了的唐诗宋词，美感将几乎丧失殆尽，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读的。看官如有不信，下面这首诗，请用任何你所了解的拼音方案或拼音文字来翻译，与原作放在一起对比，看效果如何。

杜甫《曲江二首》其一：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当年吴稚晖、傅斯年辈愿意“六经三史当柴火烧，尔雅说文糊窗子用”而不顾惜，那是因为国门初开，西风东渐，国人自惭形秽，民族虚无主义蔓延。如今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中国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提高了，国粹又成了宝，要将老祖宗的东西弃如敝屣，很多人不会答应。

三．前两个问题够严重，一个是断腕，一个是去势，第三个问题就更严重，是要命。中国有数不清的方言，这可不只是Mandarin和Cantonese之分，也不只是闽南闽北、川东川西之分。读者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一出村，口音就有变化，我常常听不懂附近其它村的人说的话。家里有外地来客，孩子们就偷偷嘲笑他们说话“侉”。那时交通不发达，所谓外地，一般也就是几十里之外的地方。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与其女朋友同省不同县，婚后回家探亲时，那婆媳俩根本无法交流，必须由他在中间当翻译。拼音化一旦实行，这些大大小小的方言，立刻就在书面上（或荧屏上）形成了千百种不同的文字，人们之间的交流必将变得非常困难，国家很可能也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这是要命的问题。

晚清时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在日记中比较过中西文字，他说：“不知声音之道，年久则变。中国经籍如天、下、华、庆、明、行等字，六朝前犹近秦汉之音，唐以后则纯用今音。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以考证古训也。外国文字仅知谐声，以口相传，久则易变；况以华言译西语，以今音译古语，以华字译西书，既无一定之音，又无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异，则安能如华文之六体兼备而四书不乱哉？”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法，道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一个根本区别。拼音文字“字话一律”，有种种长处和优点，问题却也不少。纵向来看，拼音文字中新词不断出现，词汇量大，词形变化快。以英文为例，词语的拼写古今差别巨大，600来年前乔叟的作品，现代人读起来就困难重重。英文单词有几十万，谁能认得全？400来年前的莎剧，其中已有不少冷僻词，妨碍今人的理解和欣赏。英国有位仁兄，想改写莎剧，要把其中的冷僻词用常用词代替，让其与时俱进，以利于莎剧的普及，这可谓用心良苦吧？结果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横向来看，拼音文字“意随音转”，读音不同，拼写不同，意义也就有了变化。拿欧洲来说，其地域和中国差不多，语言文字却数不胜数，主要的就有几十种（欧盟现有23种官方语言），有些又有各自的数种方言，给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欧洲在历史上一盘散沙，至今统一仍有困难，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基本上表意不表音，构造笨拙，字形固化，不能反映语音随时间的演变。但是，汉字的这个缺点也正是其优点，它在时间上具有形意上的稳定性，在空间上具有超方言的统一性。汉唐诗文，现代人阅读欣赏没有多大问题。中国自秦朝以后，尽管多次改朝换代，有时分裂成多个国家，但分久必合，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大一统的局面。元清两朝，实际上是灭国，但最终征服者被汉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种局面的形成，同一的汉字功不可没。全国各地的人，南腔北调，不同音甚至不同种，但皆用同文同字，交流起来没有多大障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用秦小篆统一六国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现在要保持“书同文”，必须先搞“语同音”，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实行拼音文字。实际上，国共两党执政后，都大力推广国语或普通话，几十年下来也算得是成效显著，假以时日，方言最终可能会被民族共同语逐渐“消磨掉”（王力语）。但这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于汉字改革派来说，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大陆改革开放后，南风北渐，随着香港歌曲影视的流行，粤语风靡全国，大家争相模仿；地方主义抬头，各种地方性文艺作品泛滥，方言市场越来越大，统一国语离人们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在此，忍不住寄语汉字改革的激进派，只是埋头搞拼音方案是没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白白浪费时间；还要去推动中国政府立法，禁止方言，要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场合，所有人都讲普通话，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其实，汉语拼音化有什么好？还不如一劳永逸，直接将英语作为中国的法定语言。任何汉语拼音方案，都不得不为了照顾汉语汉字的特点和习惯，而在整体结构上做出牺牲，使得新文字先天不足，反而不如现有的一些拼音文字合理有效。如果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世界共同语，那么推行简化字、普通话、汉语拼音等等就都是在浪费时间，用前人的话说，就像“欲人之长行万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这些人为制造的中间环节也很折腾人，就像钝刀子割肉，让国人一茬一茬地受罪。而英语是在当今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全中国人改说英语，一下子就将实现世界共同语的理想推进了一大步。设想一下，假如中美两个大国使用同样的语言，并且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族使用这种语言，那么此后国际间的交往该有多么便利，许许多多的误解、争执甚至于战争，或许都会因此而消弭于无形。上面谈到的三大障碍，改说英语后三去其二。放弃文化传承当然是一大损失，但要走向世界大同，这样的牺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文字改革，才是最彻底的、最值得追求的文字改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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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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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3年第1卷第7期。

“羊大为美”是“美”字最传统也最流行的解释，始于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这是将“美”当成个会意字，其上部是羊形，下部是个大字，本义为“甘”，即味道好。但为何羊大就味甘呢？清朝语言学家段玉裁的解释是“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说文解字注》）另一位清朝语言学家王筠也说“羊大则肥美”，并补充说：“凡食品，皆以羞统之，是羊为膳主，故字不从牛犬等字而从羊也。”（《说文句读》卷七）这就是说，肥大的羊味道鲜美，远古中国人将其作为主要膳食，根据令人愉悦的味觉感受，创造了“美”字。

自许慎以降的近两千年里，人们对“羊大为美”的解释基本上没有异议。但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许慎虽然在《说文解字序》里提到“仓颉之初作书”，他依据的却主要是篆文，不是造字之初的字形。那么，甲骨文里“美”字是什么样子的？钟鼎文里“美”字又是什么样子的？仔细端详美字的结构，人们能发现什么信息？这就要看是哪个人在端详哪个美字了。

一．羊人为美？

甲骨文里和金文里大多数“美”字，上面似羊角的形状，下面一个“大”字。《说文解字》释“大”为：“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是一个抽象概念，用一个张开双臂正面站立的成人形状来表示，“大”本来就是“人”。于是很自然地，“美”就有了另一个解释：“羊人为美”。

上世纪20年代初，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就认为“美”是一个象形字，说美字上部“象角㪁敧之形”（《殷虚文字类编》卷四），也就是不整齐的羊角形状。80年代初，人类学家萧兵提出，“美”字像一个头上戴着羊头或羊角的“大人”，这个“大人”在原始社会里往往是有权力有地位的巫师或酋长，执掌巫术仪式，把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美”字最初的意思是“羊人为美”，后来演变为“羊大则美”。但为什么不是“牛人为美”而是“羊人为美”、不是“猪大则美”而是“羊大则美”呢？这就是所谓的“图腾崇拜”，他举了许多各文明古国关于羊的神话传说来支持他的观点。（《从“羊人为美”到“羊大则美”》，北方论丛，1980年第二期；《楚辞审美观琐记》，美学，1981年第三期）

萧兵的理论得到了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韩玉涛、文字学家陈炜湛等人的认同。李泽厚试图将两种说法统一起来，说：“从原始艺术、图腾舞蹈的材料看，人戴着羊头跳舞才是‘美’字的起源，‘美’字与‘舞’字与‘巫’字最早是同一个字。这说明，‘美’与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有关，具有某种社会含义在内。如果把‘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统一起来，就可看出：一方面‘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接相关；另方面‘美’又有社会的意义和内容，与人的群体和理性相连。”（《美学四讲》）

然而，这是个很奇怪的说法，他将羊大作为感性，羊人作为理性，这样，从羊人为美到羊大为美的发展，就成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倒退，违背基本常识。

撇开这类和稀泥不谈（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和《华夏美学》里有类似说法），“羊人为美”说缺少依据。所谓“图腾舞蹈”，就多是出于想象。古人跳舞确有记载，舞蹈与巫术有关，也众所周知。但有什么证据证明，古代中国的中原人民以羊为图腾？或头戴羊角装饰跳舞？

李泽厚将古文中的“干戚羽旄”、“发扬蹈厉”说成是“图腾舞蹈”，是“插着羽毛戴着假面的原始歌舞”（《美的历程》）。文字学家康殷在《文字源流浅说》一书中倒是列出了几个所谓“化装假面舞人形”的字，其中就有“戴羽毛装饰物”的舞人之形（即美字，见下节），但羽饰之舞可能是鸟图腾舞，不可能是羊图腾舞。《周礼·春官·乐师》记载的六小舞里，“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没有羊舞。

人们常用“羌”字作为“羊人为美”的一个例证，因为“羌”在甲骨文中也是羊人结构，《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在萧兵之前，早就有人将“羌”字与头饰和舞蹈联系了起来。清末学者孙诒让《甲骨文编》注羌字云：“此象人饰羊首之形，盖羌族人民之标帜也。”加拿大人明义士上世纪30年代也说过：羌字为“象人饰羊首之形。古人于舞时，首着羊首面具而舞，今蒙古西藏人于祭祀时，仍有是风，盖古俗至今之仅存者。”（《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

但即使西北游牧部族有头戴羊角为饰的习俗，如何知道中原人士也有此习俗或以此为美？实际上，古代华人对周围少数民族极为歧视，《说文》在释“羌”字时有一句话值得玩味：“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 这是将四方少数民族都用动物来表示，没有当人看。其它如貊、猃、狁等字，从犬从豸，都是类似的。古代中国自称华，称四方为夷。“华”本义为“花”，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引申为光彩、显贵、繁盛、文采、精华等，都是正面的意思。而“夷”指东方之人（九夷），本来与动物无关，后加上蛮字，成了蛮夷，就是歧视了。如对羌人，《诗经·商颂·殷武》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意思是“从前有成汤，那远方的氐羌民族，没人胆敢不来进贡，没人胆敢不来朝拜”。

而且，甲骨文中一些“羌”字，上部有绳索图样，意为捆绑，因此羌字也表示被殷俘获的羌人。《文字源流浅说》中有一节，列举所谓“被丑化污蔑的外族人形”，包括荆、尸、羌、畏、蔑、敖、允等字，其中“羌”字的结构，反映殷人将羌人当作“羊头人”，用康殷的话说，这就像小说中草头大王称人为“两脚羊”，人既作羊形，怎样杀戮宰割就都是合理的，古文献中也确有不少羌人惨遭屠杀的记录。台湾学者丁骕考证，在卜辞中用在“羌”字上的动词，有“追、获、执、挈、伐、殛”等，“无一不从恶意出。如羌果是人，殷人之遇羌可谓残酷之至矣。”（《契文兽类及兽形字释》，中国文字第21册，1966年）华人如此歧视和仇恨羌人，怎么会以为戴着羊角的羌人为美丽呢？笔者觉得，用“羌”来作例证，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羊人为美”的说法。

二．众说纷纭

考索文字的意义本来应该是文字学家的事，但近百年来，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甚至动物学家，都想在这个问题上插一腿、露一手，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搞得人无所适从。

这也难怪他们。本来，甲骨文是用锋利的工具刻在龟背和兽骨上的，笔划不好掌握，因此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多。刻字又象艺术，每个人风格不同，书写规则也不严格，变体很多。金文一般是用陶范在铜鼎上铸出来的，陶范质地疏松，便于刻划，因此金文笔道粗、弯笔多、团块多。篆文在技术上又有很大变化，有了比较便捷的书写方法后，人们不再满足于记录和表达，还要讲究美观，一方面将字形搞得整齐划一，另一方面将笔划写得圆润婉转。总之，材料不同、工具不同、技术不同、风格不同，造成了字形上的巨大差异。而增笔、减笔、讹变、异体字、合体字等现象，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具体到“美”字，还涉及六书的问题。羊字是当声符还是形符来用？大字是当名词还是形容词来用？羊大是会意字、象形字、还是形声字？甚至美字的上部是否羊角形？等等。同一个字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得出不同的解释。许多学者，都通过批判羊大为美而提出新说，而他们的学说也都遭到了别人的批判。

上一节提到羽饰之舞，这是“美”字的另一个非常流行的解释，即“羽饰为美”，也是将“美”当成象形字。台湾文字学家王献唐曾著文解释“美”字，认为羊大和羊人都是错的，“美”字“下从大为人，上亦毛羽饰也”，小篆美字上部从羊，是伪变。甲骨文中“美”与“每”通，“以毛羽饰加于女首为‘每’，加于男首则为‘美’。……故每即美，而美亦即每，实一字异体。”（《释每、美》，中国文字第三十五册，1970年）。台湾学者李孝定也说：“契文羊大二字相连，疑象人饰羊首之形，与羌同意。卜辞……上不从羊，似象人首插羽为饰，故有美义，以形近羊，故伪为羊耳。”（《甲骨文集释》第四、五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1974 年）

康殷将“美”字释为“象头上戴羽毛装饰物如雉尾之类的舞人之形”，并认为“饰羽有美观意”（《文字源流浅说》）。刘国清、朱志荣、叶秀山等许多现代学者都支持这种说法。但“羽饰为美”也象“羊人为美”一样，缺乏充分的文献支持。诚然，甲骨文与金文相比，美字上部笔划确实更为细长，有些看起来像羽毛，但如上面提到的，这有可能是技术上的原因。羊字本身，有些看起来就象头上戴着羽饰。以羊为构件的字不少，羊形都是类似的。比如“羔”字，《说文》释为“羊子也”。“羔”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火，作羊放在火上烧烤之形，因小羊嫩而味美，会羊羔之意。如果“美”字上面不是羊，而是羽毛，那如何解释羊字部的其它字呢，难道“羔”是烧烤羽毛吗？

与羽饰为美有关的是一个有趣的帽子说。《说文》释“每”字为“草盛上出也”，鲁迅先生否定这个说法，而说是“戴帽子的太太”。书法家陈政说，“每”字甲骨文中是端坐地上、头戴羽饰的女人；金文把“女”讹变作“母”，戴羽翎的姑娘就变成了戴帽子的太太（《字源谈趣》）。有些学者认为“美”、“每”通训，于是就有了帽饰为美之说，古文字学家于省吾也认为卜辞中有些美字“象人带有羊角形的帽子，……因此，可以考索出古代文字中美字的起源系取象于当时视为美观的外族戴角形是没有疑问的。”（《释羌、笱、敬、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一期）但是，初民有没有帽子可戴是个问题；假使有“羊角形的帽子”，那就是“羊人为美”，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关于美的本义，还有马叙伦的“色好为美”说（形声）、陈良运的“男女交合”说（会意）、赵国华的“孕妇之美”说（象形）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了。现有的说法虽多，但还会有好事者，考证出新的出来。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最有道理呢？

三．羊大为美

笔者认同羊大为美。首先，这是传统说法，支持此说的学者很多。推翻传统需要强有力的证据，不能仅靠猜测。

古文献中“美”字作为好味道的用法有不少例子，如《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触之翠，述荡之挈，旄象之约”；《韩非子·扬权》：“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孟子·尽心》：“脍炙与羊枣孰美？”；枚乘《七发》：“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疆起尝之乎？”等。

赞同羊大为美的人中，对羊大为何就是美的道理，各有不同的说法，于是羊大为美派又有分流。段玉裁说“羊大则肥美”，是从味觉角度来说的。现代学者臧克和则从视觉角度来说，提出丰满高大的解释。他在《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里考证“肥”与“味”、“美”、生命力旺盛的关系，认为古代审美嗜尚，以大、丰、肥为上。他引用许多古籍中的例证来支持其理论，如《诗·卫风·硕人》：“硕人敖敖，说于农郊”（《毛传》：“敖敖，长貌”）；《诗·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楚辞·大招》：“丰肉微骨”；《庄子·天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孟子·尽心上》：“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等等。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谈到美字与其它很多字的关系，如多、长、大、高、崇、厚、深、奥、秀、滋等。高、大、长等字都有美的意思，但味觉是第一位的。他对美与甘、滋、味等字的字源上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充分详尽的论证，说明古代中国人对美的认识来源于好的味觉感受，并进一步扩展到香、芳、好、快、乐、喜、悦等视觉、嗅觉、触觉、或总的给人带来“快乐”、“幸福”、“快适”、“喜悦”的感觉，这都是由肥硕的、健康的、多脂的大羊等美食带来的“肉体的、官能的经验”。

从羊的字里，有不少和美味有关，如羔、羹、羡、羞、善等。羔字前面已谈过，是烧烤乳羊之意。“羹”表示在鬲中煮羔羊，意思是味道鲜美的羹汤。“羡”字的形状是对着羊流口水，会垂涎羊肉之意。再看“羞”字，《说文》：“羞，进献也”。“羞”字在卜辞和金文中都是羊的左下有一只手，表示手持羊进献，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美味，如《左传·隐公三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杜预注：“羞，进也。”由动词引申为名词“美味”，如《周礼·春官》：“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郑玄注：“羞，有滋味者。”后来又引申出耻辱之意，美味之意便另加义符“食”写作“饈”，现简化为“馐”。

“善”字的结构更为有趣。甲骨文里没有善字，金文里善的字形是上面一只羊，下面两个言字，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譱。《说文》：“譱，吉也。从誩，从羊。此与義、美同意。”这就是说，“善”是个会意字，表示美味；羊下之“誩”义为竞言，会连连称美之意。善当是膳的本字，如“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善”。美、善都指美味，因此互训，如徐锴《说文系传》：“善，吉也，美也，缮也”；《淮南子·修务训》：“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高诱注：“美，善也”；《墨子·非儒上》：“务善则美”；《礼记·玉藻》：“膳于君”，郑玄注：“膳，美食也”。

美善本是同义字，但引申用法上有细微差别。有一个成语“尽善尽美”，出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朱熹评曰：“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四书集注》）也就是说，“美”主要指形式，“善”则注重内容。在孔子看来，“武”乐形式虽美，内容有所不足；“韶”乐尽善尽美，达到了“美”与“善”的统一。孔老夫子是音乐高手，深知个中滋味，《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之所以“不知肉味”，是因为美善的音乐余香缭绕，肉味不绝，这句话用否定的方式肯定了“美”、“善”的味觉意义。

四．色美为好

“好”字代表了中国古人审美的另一个方面。“美”与“好”有时同义，有时不同义，经过了一个有趣的分分合合的演变关系。“美”字的本义是味好，而“好”字的本义是色美。“好”，《说文》的解释是：“美也，从女、子”。这里的“美也”，用的是“美”的引申义，即美丽、漂亮。“好”字的这种用法很多，例子有《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鬼侯有个女儿长得美）；《乐府·陌上桑》：“秦氏有好女”（秦家有个漂亮姑娘）；《列子·杨朱》：“贤愚好丑，成败是非”（好是丑的反义，美）。

所以“美”与“好”本不同义，当“美”的意义发生了转变而“好”尚未转变时，它们就成了同义词。扬雄《方言第二》：“凡美色或谓之好”；《吕氏春秋·慎行论》：“王为建娶妻于秦而美”，高注：“美，好也”；《淮南子·精神训》：“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可见美、好互训。《战国策·齐策四》：“美女充下陈”，“美女”换成“好女”也是可以的。

后来“好”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表示“优”，跟“劣”相对，而“美”仍是丑的反面，两者意义又有了差别，不是同义词了。不过有时美、好两字还会互用，如在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成语“花好月圆”中，“好”用作美的意思，而在成语“物美价廉”、术语“美言几句”中，“美”是好的意思。

关于“好”的本义，以及为何“从女、子”就是好，又有很多说法。

在先秦典籍中，“子”用作男子的通称，于是有人便将“从女、子”理解为男女匹配，得出“好”字来自男女情爱的结论。比如五代徐锴注释《说文》里的“好”字，就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会意”，似乎认为“好”是男女好合之意。现代学者李平心也说：“好字从子女会意，子为丈夫之通称，……，男女相配，实为好之本谊。”（《释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然而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子”字在甲骨文中，像幼儿的形状，用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的话说：“造字的人抓住了婴儿头大，两臂常常摆动，腿部不发达等特点。”（《文字学概要》）。所以“子”的本义不是成年男子，“好”不应该是男女相配。

康殷说好字“象携抱幼儿的妇女形，……原意概从多育为好”（《文字源流浅说》），文字学家臧克和则说，“子”在古文里的取象，不是“大人”，而是“婴儿”，好字的本义是“女子生育幼子”；好的字源、语源亦是古代人“生殖崇拜”这一宗教历史背景的反映。（《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这是“好”字的生殖崇拜说，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表现生殖崇拜，更应该用孕妇或妇女怀抱婴儿形象，但好字里的“女”、“子”相向而立，没有“携抱”之形，更象是母亲在带着孩子玩耍。“子”可以是少儿，但不是婴儿。学者刘胜有据此认为，“好”字并非从女子，其中的“女”本用作“母”，“好”是由“母”与子组合而成的，取意母子亲近关系。所以好字的本义为喜爱，是动词，读第四声，后来引申出名词（好的对象）和形容词（《释好》，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三期）。

学者戴家祥，看法又不相同，他认为“子”是“处子”，即处女，《孟子·告子下》有“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的说法。所以“好”由处子会意，指女子之妙龄美好时期。（《金文大字典》上）这是又回到了“女色”为好的说法。但他对“子”字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子”当男子或处子的用法都应当是引申义，如果“子”是处女，“好”就成了两个女人并列，很令人费解。

笔者觉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好”里的女、子表示母子，但意思不是怀抱婴儿的女人好，而是母、子都好（美）。带着孩子的女人更丰满、成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男人更有诱惑力。在古代父系社会里，一个男人家中有女人、有孩子，日子算过得美滋滋的，就像现代人说“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时大概没有热炕头，但有老婆孩子也该知足了，忍不住感叹一声：美（好）呀！

五．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云：“食、色，性也。”食体现在“美”字中，色体现在“好”字中，美、好两字就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追求和对美的本源认识。不仅“好”字代表女色，从女的字多与女色有关。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在“好”字下引宋代学者戴侗的话说：“妙、好、媺、嫵之属皆从女。人情所悦，莫甚于女也。”《说文·女部》有200多个字，除好字外，表示女子体貌之美的字还有40个左右，如媄、娙、姣、嬹、娧、嫣、嫙、婜、姝、媌、姹、嫵、媚、妖、媛等。想必造字者多是男性，迷恋女色，如后世的仕女图作者，将心目中的美女形象投注在自己创造的文字之中。

用于美色、情色的“色”字是怎么来的呢？通常对“色”字的解释，是气色、脸色或怒色，由此引申出美色，如《说文》：“色，颜气也。从人，从卩。” 但“卩”字在甲骨文里像跪坐的人形，色字的本来构成，是两个人，这不免令人浮想联翩：两人是什么关系，或在干什么？

孔子后代、清朝学者孔广居在《说文疑疑》中释“色”为“女色也”，否定许慎的“颜气”说和徐锴的“仪节”说，但他接着解释道：“会人宜节欲意”，结果自相矛盾，露出了儒家信徒假正经的面孔。现代人则不含糊，著名文字学家马叙伦直截了当地说：“色当为男女交媾之义。……从人在人上。”又以为色字乃甲骨文中某字的异体，该字上下两部分“乃男女二生殖器之合形也，故为男女冓精之义。”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十七）

然而“人在人上”是“色”字的篆文字形，在甲骨文中，“色”字更多是二人并立，或者居于左下右上或左上右下的位置，一边跪着，一边站着。因此清末民初学者林义光释“色”字为：“卩亦人字，象二人，与比字尼字同意。美色所比所尼之物也。”（《文源》卷六）。比、尼两字，甲骨文中都是人后从人，会男女亲近之意，尤其是尼字，看起来就象后入位的性交姿势。文字学家汤馀惠也从这个角度解释色字：“色字本形从人在卩（跪人）后，正前后相次之形”，应该“就两性关系言之”（《包山楚简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二期）。

朱熹注告子的话“食、色，性也”为：“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性也。”这是把食色当成名词：美食、美色。按上面理解的“色”字，食色两个字当成动词来用可能更恰当，告子的话可以更直接地翻译成“吃饭、交配，是人的本性”，这样也更符合《礼记·礼运》的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食”是为了个体生存，“色”是为了种群延续。这是进化在人类身上打下的烙印，或如英文所说的，hardwired在人的脑子里。美食和美色是人最基本、最重要、最原始的追求，也是人对美的认识的起源。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笠原氏的话说得比较到位：“约束中国古代人们的美的体验，是魅惑灵魂、摇动人心那样的一个深刻激烈的感受，而且在最原始性上，主要是所谓的‘食’，其次是‘色’，即意味着对于满足人最重要的本能的自然性欲求的官能性的感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除了食色之外，人还有更多、更高的追求。但基本的追求都来自人的自然属性，如荀子所言：“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篇》）荀子谈的是人性之恶，但这些感性的欲求，也是人向理性上升的动力，是人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精神源泉。对“美”字的解释，花样翻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许将各种理论综合起来，才能对中国古人的审美观，有个全面的认识。

一个“美”字，涵义无穷。

唐朝诗人李商隐做过十几首无题诗，大多晦涩难解，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李商隐为何独出心裁，以无题为标题？通常的说法是作者有难言之隐。比如高阳先生就认为：“义山‘无题’，十九有本事，以难于著题而从阙”（《锦瑟详解》）。为何难于著题？无非是诗的内容涉及党争或男女私情，不便明言。问题是有类似遭遇的古代诗人不在少数，并没有谁像李商隐那样写出那么多晦涩难解的诗。如果仅是因为有难言之隐，那么随便给一首诗冠以春望秋思、昼咏夜叹之类的题目，并不会使作品更容易明白。

事实上，无题诗中有些是比较浅显的，而一些有标题的诗，其主题深隐玄奥，比无题诗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人们提起无题诗，只是个笼统说法。清朝学者纪昀曾将李商隐的无题诗分为五类：确有寄托者；戏为艳体者；实有本事者；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偶合为一者。他指出：对这些诗“宜分别观之，不必概为穿凿。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亦无题之类，亦有此数种。”纪晓岚的说法有道理，如《锦瑟》、《为有》、《碧城》、《哀筝》、《瑶池》、《昨日》、《玉山》等，都是取诗中二字作为标题，并无提示作品内容的作用。还有《牡丹》、《药转》、《燕台四首》等，虽然有标题提示，仍然对读者理解诗的内容没有多大帮助。这些诗共有五六十首，都可作为无题诗来对待。这么多的无题诗，足以构成风格，风格的形成和环境有关，但更多地是性格，不能以难言之隐概而论之。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中称：“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袁子才对无题之诗推崇备至，但他说的是唐朝以前的古诗。在标题诗出现之前，区分有题无题是没有意义的。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在标题诗成为惯例之后而有意为之，而古诗作者是不知题为何物。那时的作者淳朴，还没有学会推销自己，作诗之人只是有感而发，吟诵成章，不标明作者，也不知取一个惹人注目的标题。这是早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特征，不仅诗作无题，诗集也无题。《诗》，指诗三百，无非是说这是一本诗集，不算标题。

诗集无标题，史书也无标题。《诗》和《书》都是六经之一，《书》又称《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书”字的本义是“记载”，所以《书》就只是说，这是一本史书，也不是另有标题。无独有偶，基督教“圣经”的英文词“Bible”来自拉丁文的“biblia”，“biblia”又出自希腊文的“τὰ βιβλία”，原意就是“书”。以“书”为书名，显示其特殊地位，即使以后有了别的书，它仍然称“书”，因为它独一无二，没有标题，也不需要标题。

近些年西人在“无题”上玩了不少花样。美国数学家斯穆里安（Raymond M. Smullyan）有一本书，标题是：“此书无需标题”（This Book Needs No Title）。美国戏剧评论家内森（George Jean Nathan）有一本书，叫做“无标题之书”（A Book Without a Title）。更有甚者，一位“无作者”写了一本“无标题”（No Title by No Author）。英国著名歌手约翰爵士（Elton John）写了这样一首歌：“此歌无题”（This Song Has No Title）。

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还有很多以“无名”命名的事物，其它如“未名”、“废名”等也时有所见，这都是人们在搞文字游戏，玩“Cool”。这类文字游戏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和同伴在特洛伊战争后返乡途中，漂泊到独眼巨人的岛上，误入波吕斐摩斯的山洞。波吕斐摩斯用巨石封住洞口，每顿饭吃掉两个人。机智的奥德修斯将烈酒赠给波吕斐摩斯，并以“无人”自称。在波吕斐摩斯醉后沉睡时，奥德修斯和同伴一起用木棍刺瞎他的独目。波吕斐摩斯高声惨叫，向众独眼巨人求助，众巨人来到洞外，问谁要杀他，波吕斐摩斯回答说：“无人在杀我”。众巨人以为他有病，讥笑一番后离去，奥德修斯一行终于得以逃脱。

以无题为诗题，是个逻辑悖论，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和幽默，李商隐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不仅如此，无题诗的内容更是扑朔迷离，好像有意与读者打哑谜，玩深沉。标题为“无题”，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暗示，即此诗无本事，读者不必探赜索隐，一定要从中钩沉出什么故事来。作者也许是有意为之，用的是朦胧写法，虚虚实实，亦幻亦真。台湾史学家劳干在《李商隐燕台诗评述》一文中说：“诗中忽南忽北，正是原作者故弄狡狯，无意将谜底告人。”

说李商隐搞文字游戏和玩深沉，一定有人反对，以为这是对李诗的贬损。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无题诗是为诗而诗，这样的诗是唯美的诗，是纯粹的诗，是诗的最高形式，拥有深远的审美意蕴和经久的艺术魅力。

诗歌是文学艺术，构成诗歌的要素是语言和文字，文字是有意义的，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因此诗歌要有意义，要表现情感和志趣，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诗歌不同于散文、小说等其它文学艺术，其特点就是其形式之美。甚至可以说，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是次要的，而其表现形式才是主要的，否则议论文更可以清楚细致地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为何要诉诸于不善于用来表意的诗歌呢？更有些人完全否定诗歌表意的价值，纯粹将诗歌当作形式。英国诗人豪斯曼(A. E. Housman)就说过：诗歌的价值“不在于说的内容，而在于说的方式。”

有纯粹的诗，更有纯粹的音乐，音乐中也有无标题音乐（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之分。纯音乐不借助文字或其它艺术形式的帮助，不试图表现任何具体的内容或意义，也不直接反映某个人一时一地的情感，而是纯粹以乐声来表现音乐之美，即为音乐而音乐。音乐之美不在于一首乐曲叙述了什么故事，而在于它的抽象之美。对许多作曲家来说，一定要给一部乐曲冠以标签，作出通俗的解释，是对音乐的亵渎。

诗歌的形式美和音乐的抽象美，都可以归入“唯美”的范畴。唯美主义者反对艺术的功利性，强调艺术的超脱性、形式美和内在规律，追求纯艺术。一言以蔽之，唯美主义就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就认为艺术越远离现实、超脱现实越妙，他声称：“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也”。在实用技艺方面，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往往会被人们唾弃，但对艺术来说，无用恰恰能增加其美感，因为艺术是消遣，是人在温饱之后的精神追求。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艺术理论是近代的事，但这种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就很有唯美的意味。古代人对文章比较看重，曹丕指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韩愈强调文以载道，因此文章担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文人学士们多善作策论，将其作为经国济世的蓝图或进身仕途的敲门砖。相对而言，琴棋书画之类就是玩乐了，正因如此，它不必“载道”，没有教化的作用，可以纯粹按照自身的美的规则去变化、去发展、去随意挥洒。中国水墨写意画，只用黑白两色，放弃了对色彩和光线的真实描摹，而着力于捕捉事物的本质特点，描人写物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这就是唯美的追求，为美而美。

中国古人多认为书画同源。《易•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和“书”就被认为是书画的根源。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就说：“龟字效灵，龙图呈宝。……。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当然，这类说法多本于中国古代迷信，我们不必当真，但象形文字本来就是用图画传达思想，既表形，又表意，很多中文字本身就含有诗歌所谓的意象。造字过程是一种抽象，使图画变成文字，获得了独立的意义。书法则是又一次抽象，忽略文字意义，追求纯粹的形式美。清人康有为在《书镜》中说：“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又说：“盖书，形学也。”他这也是意识到，书法走过了从具象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形象的两个过程，成为一种唯美的视觉艺术。

书法中数种书体，篆、隶、行、草，各擅胜场，到了狂草，一般人看到的只是龙飞凤舞，文字已经难以辨认了。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到草圣张旭的书法，就一句：“挥毫落纸如云烟”，但很形象地刻画了他的创作风格。“云烟”者，无拘无束、轻灵飘逸、变化无方也。张旭外号“张癫”，平日不拘形迹，常常大饮而醉，兴来时提笔落书，一挥而就。他的徒弟怀素更是变本加厉，放浪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书法上师徒两人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之称。唐朝诗人写过许多吟咏怀素狂草的诗歌，任华有一首《怀素上人草书歌》，全诗五百多字，描写怀素其人其书，恣肆纵横，酣畅淋漓，如果要将其内容简单概括的话，可用诗中两个字：“癫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书论》中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中国的书法就是一种炫技的唯美艺术。

武术表演也是很唯美的。中国武术源远流长，门派众多，但多数只用于表演和健身，在实战中没有多大用处，也就是说，真功夫少，花架子多。据记载，商周时期就有了所谓的武舞，是用于祭祀和朝贺等大典的表演项目。“项庄舞剑”，虽然带着杀机，想必也很有观赏性。杜甫有一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描写记忆中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有：“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烁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他不直接描写舞者的神态和姿势，而是通过剑器舞的气势和观者受到的震撼来烘托舞者高超的舞技，是很唯美的写法。在这首诗的序中，杜甫还讲到书法家张旭曾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受启发而草书技艺长进。《乐府杂录》也记载：“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准其顿挫之势也。”说明书法与武术表演有相通之处。唐代有“三绝”之称，即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中国古代文人又有诗书画三绝的说法，表明诗歌、绘画、书法、武术等都是供人消遣的、追求唯美的艺术。

二．纯数学与抽象

法国文豪雨果有这样的名言：“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他将数学、文学和音乐并列起来，而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文学和音乐是感性的，而数学是理性的，但纯数学、无题诗、无标题音乐都是追求一种抽象的形式之美。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里说：“数学家象画家和诗人一样，是模式的制造者。如果他的模式比别的更永久，那是因为这些模式是用思想制造的。”

数学家的模式就是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与有题诗和无题诗、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的区分类似，在数学中也有应用数学和纯数学之分。物理、统计、计算机科学和生物数学等，都可归入应用数学，它研究的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而纯数学研究的则是抽象理论，是纯粹的形式推理。纯数学将数学研究和发现当作智力游戏，不考虑实际应用，也不论能否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具体模型。也就是说，纯数学是为数学而数学。

中国人的唯美艺术走在了西方前面，但在数学上，却远远落在后面。数学的抽象化和公理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开始了，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标志。在这里，几何上的点、线、面、圆、三角形等都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点”只有位置，没有大小，不占有空间，没有办法真正观察到；“圆”只存在于人的理念之中，任何在纸上画出来的圆都不是真正的圆，因为他们都有瑕疵，不够“圆”。几何概念如此，数学定理也是如此。数学定理是一个自洽的逻辑陈述，它和现实世界没有关系，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不容怀疑。

有人会有疑问，完全形式化的东西，搞出来的理论高深莫测，但有什么用呢？无用的东西又有什么价值呢？数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埃里克•贝尔（Eric Temple Bell）说：“数学的抽象性时常受人诟病，但它恰是数学的辉煌之处和其实用性的最大保证，它还是数学之美的源泉。”数学之美和数学的实用性正是在于其抽象和与实际问题脱节，越抽象的理论，就越有美感，应用范围也就越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明白了这一点，他将数学的研究对象，如数字和几何图形，看作是永恒的、不变的，是脱离现实世界，脱离人的语言和思维的独立存在。它们属于理念世界，几乎是与理式等同的绝对概念和真理。但他又说：数学“在所有技艺和任何形式的知识及智力活动中都是通用的，是每个人都要首先学会的东西”（《理想国》）。柏氏此话在今天仍然正确，看看数学在其它各个学科的普遍应用和正在进行的广泛渗透就说明问题了。数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之女王，是各门科学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其抽象性。数学的抽象性保证了数学的持久有效性。科学大厦往往被人们推到重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数学大厦则是人们不断添砖加瓦，新理论建立在旧理论的基础之上。

唯美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真理要用内容来表现，而艺术里的真理就是它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数学与科学对立，与艺术更贴近。然而，形式化并不在于纯粹追求形式，而在于脱离了内容的束缚而获得的自由。创立集合论的大数学家康托曾说：“数学的发展是完全自由的，对其概念的唯一限制是不能有自相矛盾。……数学的本质在于其自由。”纯数学完全按照自身的结构发展，它只追求自洽，只考虑自身的结构，不论是否符合常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有理论价值。

而无题诗，也在于抽象，在于形式美，在于创作上的自由。诗是文字组合之美，正因为追求形式，脱离了内容的束缚，诗人可以撇开意义、逻辑、说教等，天马行空般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诗而诗，诗只是文字游戏。因为没有主题，诗人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对各种意象遂意取舍、自由安排，以给作者带来感情发泄和精神欢愉、给读者带来心灵触动和美的享受为唯一目的。李商隐没有听说过意识流、蒙太奇、朦胧诗、唯美主义这类词汇，但不见得就不会运用其中一些手法。艺术是相通的，诗歌又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艺术，他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手法有意无意地运用到创作过程中去。叶嘉莹女士说得好：“从李商隐诗中感到作者对于意象，不是自然流露，而是有意制造和安排，有时所表现的，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意象。这是因为他的先天资质禀赋与后天遭际经历加之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造成的，唯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份独特的幽隐之情。”（《叶嘉莹说诗讲稿》）

推而广之，诗歌都离不开形式和抽象，它的词语和意象，越脱离具体的人和事，越脱离作者一时一地的个别感受，就越有广延性，越有丰富的含意。诗的意义要通过读者来实现，正因为诗的抽象，人们可以对同一首作品有不同的解读，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使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宋词之所以有经久的艺术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其严谨的形式。格律诗词的字数、韵律、平仄、对仗，及反复、回环等种种限制，使其成为一种高超的文字游戏，也使其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形式美。

人们评论格律诗词的创作，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戴着枷锁在跳舞”，美则美矣，毕竟受局限，不能尽情发挥，难以达到美的极致。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任何文学形式都有一定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其枷锁。完全没有格式，没有规则，就成了数学上的随机现象。随机现象中有没有美？当然有，但有多少可供人欣赏？给猴子一台打字机，它是写不出莎士比亚的，但也许能凑巧打出几个有意思的句子。一只乌龟在白纸上爬不出达芬奇，但搞出一幅抽象派画作倒也不难。据说有一只猫从钢琴键盘上走过，肖邦据此创作了一首优美的小猫圆舞曲。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人离不开条条框框。从自然现象中发现规律并遵守这些规律，是人赖以生存的本领和本能。艺术创作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枷锁，而是有没有创造力。打破枷锁的先行者，开山立派的大师，无非是又铸造了另一副枷锁戴在身上，翩翩起舞，自得其乐。因此，枷锁往往是舞者和观者都乐于见到的。再说，没有枷锁就没有难度，没有挑战，也就无从表现舞者的高超技艺。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诗比不上格律诗，流行乐赶不上古典乐的道理之一。

话说回来，为艺术而艺术，并不意味着只追求形式就能写出优秀的诗歌，就像为数学而数学，并不意味着搞纯数学的人都能证明出深刻的定理。著名数学家维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说过：“不是诗人的数学家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数学家。”一个数学家需要诗人般的热情和想象力，才能发现数学的美和美的数学。而诗人更离不开热情和想象力，如果没有真情实感，缺乏奇思妙构，只是词语堆砌，意象罗列，难免搞出来被西方哲人帕斯卡称为“乡村女王”一类的拙劣作品：一个漂亮姑娘，身上满是珠光宝气，有品味的人只觉得好笑，但无知的村民会将她当成女王来崇拜（《思想录》）。

西方意象派诗人，推崇“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枯藤老树昏鸦”等诗句，认为这是唯美的极致。但这类作品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极品，更不是主流，这种纯景象的罗列，偶尔为之尚可，多了就显得千篇一律，了无新意。比如将陈师道的“曲巷斜街信马，小桥流水谁家”、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和白朴的“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放在一块读，就不免让人感叹，词曲大家也有技穷的时候。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艺术在于创新，一种技艺走到了极端，就没有创新和超越的可能了，后人除了模仿或抄袭前人，也实在别无它法。

意象应该为表达情感服务。“意象”是“意”与“象”的结合，它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易•系辞下》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就是形象，指有形可见之物，有变化和象似万物之意。《韩非子•解老》又有：“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样“象”字又有象征、表达心意的含义。因此“意象”一词本来就有从主观心意转化为客观物象的意思，用在诗歌里又有以外部物象表达内心意志的作用。因此这种转化是双向的，从作者到读者，完成了一个由里及外、又由外及里的完整的审美过程。

格律诗词因为文式短小，用字精简，为了丰富诗歌的表现力，诗人多用典故来制造意象。但用典多常会使作品生涩、不通，造成王静安称之为“隔”的现象。前人对这种现象多加批评，如钟嵘《诗品》，就反对用事，提倡直抒情性：“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义山诗中用典就多，无题诗尤其如此，如《锦瑟》前三联连用五六个典故。一般人这样子做，我们可能会嗤之以鼻。但对义山诗，这正成了令人着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随园诗话》中说：“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这真是一语中的，“才情驱使”，才是诗歌的生命。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既有感性之冲动，又有理性之安排，绝不是仅仅在搞文字游戏。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称：“李玉溪无疵可议，要知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他人可任鼓吹，有唐唯此二公而已。”这对李商隐可能是过誉了，但义山诗的上品与诗圣杜甫的很多优秀作品一样，是感性与理性结合的典范，这种结合创造出了最高的美。李义山和杜甫一样，充满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带着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在作品中倾注了他整个一生的生活体验。他写诗的方法，不是钟嵘的“即目直寻，眼见为是”，也不是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更不是梁启超的“奔迸的表情法”，而是在感情上长期积淀，在词语上巧妙组合。他的诗字句凝练，形式优美，意象丰富，含意深邃。用典多而精妙，造成诗歌中独特的凄清、迷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义山诗真情饱满，能使人感到藏在优美的诗句之后的情感张力。这种张力不是由语言的夸张和激烈造成的，而是表现在情感上的抑制，意象上的冲突，和语言上的矛盾，在英美新批评派那里，就是所谓的反讽和悖论。

三．新批评与悖论

何为新批评？这是一个兴起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鼎盛于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文学批评运动，因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而得名。新批评的奠基者是现代派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和英国批评家瑞恰兹（I. A. Richards），在美国的代表人物除兰色姆外，还有泰特（Allen Tate）、维勒克（Rene Wellek）、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张力”一词是泰特在《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中提出的，他将内涵（intension）和外延（extension）两个词去掉词首，得到张力（tension）一词，巧妙地将内涵和外延两个词的意思合于一身。张力是由清晰的表面字意与含混的暗示意义的冲突造成的，在布鲁克斯那里，演变为反讽和悖论，被认为是诗歌不可或缺的要素。布鲁克斯的反讽和悖论，是指诗歌语言中表面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按照他的用法，这两个概念几乎同义，广义的悖论就是反讽，狭义的反讽就是悖论。

悖论形式很多，在数学上，悖论是一个包含自相矛盾的逻辑命题，或一组各自看起来合理、而整体上不一致的陈述。在日常用法中，许多悖论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而是语言上的弯弯绕，即由定义的模糊或词语的外延与内涵的混淆造成的相互不一致的结论。弯弯绕是诡辩派常用的武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这类悖论。芝诺将无限的概念引入日常语言中，提出飞矢不动等荒谬的命题，逻辑思辨训练少的人，一下子就坠入了五里雾中。

希腊古哲埃庇米尼得斯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而他自己就是克里特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两百年后的欧布里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问：“一个人说他在撒谎，那么他到底在说实话还是在撒谎？”如果说他在说实话，那就意味着他在撒谎；反过来，如果说他在撒谎，则他承认自己撒谎，那就是在说实话。这就是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历史上数不清的思想家都为如何解答这个悖论伤过脑筋，它的出现使许多人对逻辑和理性产生怀疑。古希腊学者和诗人菲利塔斯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最后竟然一命呜呼。据说他的墓志铭是如下一首诗：

远来之客听我言，菲利塔斯葬此间；说谎悖论伴无眠，忧思成病赴黄泉。

说谎者悖论有许多变体。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他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里“知不知”、“不知知”都是悖论。老庄喜欢搞玄妙的东西，老子还有“大音声希，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等，庄子也说过“大辩不言，大仁不仁”、“无谓有谓，有谓无谓”等。对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白居易在一首诗《读老子》里质疑道：“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居易作诗通俗易懂，老妪能解，对这类弯弯绕不感冒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这些悖论，多是由反身自指（self-reference）带来的。我们再看几个例子。下面这个陈述句：

“这句话有八个字”

显然是错的，因为它只有七个字；奇怪的是，这句话的否定句：

“这句话没有八个字”

也是错的。这就构成一个悖论，因为在逻辑上，对任何一个陈述句P，P和非P总有一个拥有真值。

美国政治活动家霍夫曼（Abbie Hoffman）写过一本畅销书，标题为“窃此书”（Steal This Book）。这本书不仅畅销，还经常被窃。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按照书题的指示而窃书更不应该算偷了，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吧？

自我意识就是反身自指，每次你想到自己，就进入了无限循环之中，悖论不可避免。因此，人也许能认识世界，却永远无法认清自己，这是一个生命之谜。“人能欺骗自己吗？”问这话的人可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在思考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

如果排除反身自指，能否避免悖论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一个在牛津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年轻人培里，对悖论颇有研究，一次他去拜访著名哲学家罗素，递上一张名片，正面写着：“反面的话是对的”，反面写着：“正面的话是错的”。请问这两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正面的话是对的，反面的话就也是对的，而这又意味着正面的话是错的。不管哪种说法，都会导出矛盾。这是一种逻辑怪圈，对的就是错的，错的又是对的。英国数学家乔丹（Philip Jourdain）提出的“纸牌悖论”有与此一样的模式，其实二者都是所谓的“柏拉图−苏格拉底悖论”的翻版，在十四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的《诡辩》（Sophismata）一书中，列诡辩第九条的就是这个悖论。

文艺作品中也出现过很多悖论。《唐吉珂德》中有一个“过桥悖论”，是塞万提斯根据布里丹的诡辩第十七条改写的。在《星际旅行》（Star Trek）原初系列的一集中，科克船长曾用说谎者悖论对付不怀好意的机器人。在《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里，路易斯•卡罗尔讲了一个循环梦的故事：爱丽丝在梦中进入镜中世界，遇到红王在做梦，梦到的正是爱丽丝。既然爱丽丝只是一个梦，推德弟（Tweedledee）不无得意地问她：“要是他不再梦你了，你猜你会在哪呢？”艺术大师爱舍尔（Escher）的不少作品都以视觉怪圈为主题，有一幅标题为“画画的手”的版画，画中有两只手，右手拿着画笔，正在画左手，而左手拿着画笔，也正在画右手。这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每一方的存在都需要对方首先存在，形成无限倒退。将两面镜子对放，你在两面镜子之间，就可以很直观地看见无限倒退。

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金辫子》一书中，将巴赫的音乐、爱舍尔的绘画和哥德尔的数学串在一块，对这类悖论有很深入的讨论。读者还可以参看该作者的另外几本书，如《心之我》（The Mind’s I）、《我是一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等。

在人类所运用的语言中，数学和诗歌是两个极端。数学必须精确，诗歌则需要模糊。悖论是数学理论的杀手，却是诗歌的生命。数学力求避免内在冲突，即逻辑上不能有自相矛盾，悖论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数学公理系统的崩溃；悖论和反讽却被布鲁克斯作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他指出：“悖论适合于诗歌，并且是其无法规避的语言。”并说：“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精致的瓮》）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悖论，在现代诗中多如牛毛，因为现代诗人多有意为之。近些年文艺界还兴起一个“悖论主义”（paradoxism）运动，以在作品中制造悖论为主要目的。这些按照理论框架依样画葫芦搞出来的东西，没有多少创意。古人在无意中用了这个手法，才是智慧之光的闪现，这样的作品才令人喜出望外。禅宗六祖慧能有一首悟道诗非常有名：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首二句诗都是自我参照，否定自身，形成悖论。“菩提本无树”，有便是无；“明镜亦非台”，是亦即非；万物皆为虚妄，这是佛家“空”的境界。佛家人本来就喜欢搞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如《心经》里就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类说法在佛经里俯拾皆是。

唐宋诗人中禅诗很多，常有这类悖论诗句，如贯休《野居偶作》：“无心于道道自得，有意向人人转赊”、王安石《寓言二首》其一：“若见桃花生圣解，不疑还自有疑心”等。苏轼的《题西林壁》颇有哲学思辨的味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就是一个悖论。近代学者王国维受尼采、叔本华等欧洲哲学家影响，在《人间词》中写下不少哲理句子，如“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等，每一联都形成一个悖论。

其实，律诗中的对仗就多包涵悖论，以义山无题诗中两联为例：（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文心雕龙•丽辞第三十五》在讨论对仗时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上面的第一例是正对，因为“春蚕到死”和“蜡炬成灰”两句，虽然用了两个不同的意象，但都是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就是所谓的“事异义同”。第二例则是反对，上句是否定、下句是肯定，有递进关系，非常巧妙地表现出男女之间可望而不可即，但却心系情牵的画面和情态，这就是所谓的“理殊趣合”。反对之中，上下句意义有别，多用反义词，如悲欢、离合、荣枯、成败等，相反相衬，相映成趣，既有局部的冲突，又有整体的和谐，构成了独特的对称美和工整美。

以上谈到的这些，可以说只是在微观结构上的悖论，从诗歌的表现力来看，还只是雕虫小技。新批评所谓的悖论，主要体现在宏观方面，是诗歌在整体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冲突和张力。泰特认为，“一首诗突出的性质就是诗的整体效果”。布鲁克斯也解释说，诗歌的词语“记录下诗中不相容成份的张力关系，这些张力关系被合成一个整体。”为了认识和发现隐喻、模糊、反讽和悖论等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新批评家们发展出一套所谓的“细读”法（close reading），以便建立对诗歌文本的最完整的解读。

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审视中国传统诗歌，是近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趋势，王国维、梁启超、钱钟书、叶嘉莹等都在这个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和批评态度，高阳先生在评论叶女士的一篇文章时，就曾质问：“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怎能开得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这样的质问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显然不能将西方文论奉为圭臬，机械地套用在中国古代诗歌之上。具体到新批评，它其实也不太新了，在西方也受到了更新的理论的批评。但是，艺术毕竟是人的创造，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远大于其差异。前人说“今古同怀”，我们也可以说“中外同怀”。新批评的大师们都已过世了，但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新批评并不过时，它只是失去了鼎盛时期耀眼的光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批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用来审视李商隐的无题诗，我们不求能够豁然开朗，找到谜底（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也许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四．李商隐与《锦瑟》

布鲁克斯在《反讽与“反讽”诗》一文中，给反讽下的定义是：“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简短的抒情诗里反讽的运用是比较少的。中国古代多为短篇抒情诗，特别是律绝，短短四到八句，数十字，要在其中制造冲突，形成整体悖论，实非易事。但考察义山无题诗可以发现，微观结构上的悖论几乎无处不在，宏观结构上的悖论也时有所见。关于《锦瑟》诗的赏析文章不计其数，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过了，我们在下面只从悖论的角度来谈，希望能有一得之见。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锦瑟》诗的难解是有名的，清人王渔洋就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感叹。前人对诗歌的隐晦难解多有微词，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就诘问：“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他不知道诗歌可以是朦胧的、唯美的，不必求解。稍后的明代文学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得好：“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无题诗，包括《锦瑟》，就是不可解一类，抽象、模糊、多义正是义山诗的魅力之一。

然而，古往今来不乏试图解析锦瑟诗的人。有人粗略统计过，对《锦瑟》的不同解读有五六十种以上，主要的有“咏物说”（即吟咏锦瑟的乐音）、“自伤说”（即自伤身世）、“自序说”（即为自己的诗集作序）、“悼亡说”（即悼念亡妻）、“怀人说”（即怀念情人）等等。这就像是盲人摸象，每个人认识到的一面也许不错，但以偏概全，认定整首诗一定是写某人某事，就造成了解释上的困难，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总结当时对李商隐诗歌注释的整体情况时，这样写道：“自释道源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为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当代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对锦瑟诗的解读逐渐趋同于“多义说”，即认为锦瑟诗以物起兴，以自叙身世为主，但涵盖自序、悼亡、怀人诸说，毕竟诗歌创作和感情生活也是他身世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之二）。李商隐少有才名，又得贵人赏识，本有无量前途，但因为不慎卷入党争之中，一生郁郁不得志，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境地，政治抱负没有机会得以施展。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多年辗转做下级官员或高官幕僚，过着比较窘困的生活。这种丰富的阅历和沉痛的经历，加上幽隐的个性，造就了他诗歌创作上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他有浪漫的情调和俊逸的情思，但情感受到压抑，悲喜忧乐、爱恨情仇，不是破腔而出，而是打碎了，又揉合在一起，像美酒，经过了发酵，可谓五味杂陈，需要仔细品尝，才能得享个中滋味。新批评谈“细读”，对义山诗就要细读，不能操之过急。但这种细读，不是搞解剖，把一首诗一字一句分裂开来，搞得支离破碎；也不是做实验，去分解其中的化学成分，称斤论两；而是要耐心品味，换位思考，希望能叩开作者的心扉，窥见其中深藏的秘密。尼采说过：“在一切作品之中，我只爱以心血写成者。”并说：“他用心血和格言写成的东西，并非让人随便阅读，而是得用心去体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义山诗就要“用心去体会”，因为那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

《锦瑟》诗首联：“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人们多将注意力放在“五十”这个数字上。瑟是中国古老的乐器，唐朝流行的瑟，一般为二十五弦，为何诗里说“五十弦”呢？自伤说以五十代表作者一生的约数，“一弦一柱，盖已半百之年矣”（汪师韩）；悼亡说则以断弦来解释，“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矣”（朱彝尊）。这都是将数字坐实了，过多地强调文字的表面意义，忽略了作者在此的真实用心。实际上，“无端”两个字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无端”解为“无来由”，这是哀怨、责备的口吻。以锦瑟之美，引起作者对美好年华的追忆，为什么受到责怪呢？《汉书•郊祀记》载：“太帝命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能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五十弦之古瑟作为一个哀伤的意象，诗歌里多有运用，李商隐诗里就有“雨打湘灵五十弦”。五十弦之多，引起了作者过多的联想，然而往事不堪回首，一弦一柱，代表的是永逝的青春。作者责怪没有意识的事物，是以无理之句表有理之情，优美意象之后掩藏着作者伤痛的情感，正是一个悖论。

颔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在此“晓”和“托”是关键字眼。庄周梦蝶的故事人人皆知，迷梦也许是美好的，它能使人忘却日间的烦恼，但“晓梦”是天亮之前的梦，注定是短暂的。人生如梦，大梦醒来，一生的抱负都已如过眼云烟。“望帝”一句用了望帝魂魄化为杜鹃的故事，南北朝诗人鲍照的《拟行路难》第七首就说：“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杜鹃鸟有多个别名，如子规、鶗鴂等，古诗中用到杜鹃的地方，多数是极为哀伤的情调，如李中《子规》：“暮春滴血一声声，花落年年不忍听”、杜荀鹤《闻子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白居易《江上送客》：“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等。杜鹃鸟叫的时候，正是春尽花落时，所以杜鹃作为意象，又表示春天逝去，众芳凋零。如屈原《离骚》：“恐鶗鴂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繁钦《咏蕙诗》：“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衰”、杜甫《杜鹃》：“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刘禹锡《鶗鴂吟》：“鶗鴂催众芳，晨间先入耳”等等；李商隐的“不辞鶗鴂妒年芳”（《昨夜》），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对“望帝春心托杜鹃”中的“春心”两字，有谓“壮心”，有谓情爱之心，不管它代表什么，托于杜鹃，正是落在空处，没有依托。作者似乎拼命想留住什么，但美好的事物总是像晓梦和暮春一样，匆匆逝去，不会因作者的努力而多留片刻。这，又是一个悖论。

颈联：“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晋张华《博物志》记载，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钱钟书如此解说：“兹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凝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饰，尚带酸辛。”珠是经久的、令人喜爱的，而泪是短暂的、令人心伤的。二者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冲突和矛盾。

《锦瑟》诗中，“玉生烟”是最难解的意象，评家众说纷纭：

﹡黄山谷记苏轼的说法，认为这首诗是咏锦瑟的乐音，四个意象分别描述适、怨、清、和四种乐音。“‘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
﹡朱彝尊：“此悼亡诗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也。”
﹡何焯：“珠泪、玉烟，以自喻其文采。”
﹡程梦星：义山妻“性情温润如蓝田之玉，今销亡冥漠，不啻紫玉之烟矣。”
﹡汪师韩：“‘生烟’者，‘玉’之精气。‘玉’虽不为人来，而‘日’中之精气，自在蓝田。”
﹡吴汝沦：“蓝玉生烟，谓斯人憔悴也。”
﹡张采田：“令狐秉钧赫赫，用‘蓝田’喻之，即‘节彼南山’意也。”
﹡钱钟书：“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冷、常珠之凝。喻诗虽琢磨光致，而须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于雕绘汩性灵、工巧伤气韵之作。”
﹡高阳的说法最复杂，共有三层意思，层层递进，但基本上采用张采田的说法，以这句诗为喜故人贵盛的祝颂之辞。

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普通读者该听谁的？笔者倾向于叶嘉莹的说法：“以‘珠有泪’的凄哀和‘玉生烟’的迷惘，表示了一切美好事物之难得圆满与难以获致。”据晋•干宝《搜神记》载，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小伙子韩重两情相悦，但为父所阻而气结而死。后来韩重到紫玉墓上凭吊，紫玉现形，并托梦于夫差，紫玉母亲听到后出来抱她，但紫玉像烟一样消失了。因此“玉生烟”只不过是在说：美好的事物如轻烟一般，虚无缥缈，也会像轻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目睹这样的事情在眼前发生而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哀凄绝的呢？

尾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结句“惘然”两字有些费解，人们就在别的词语上做文章，有将“可待”解为“何待”的，这句话就成了反问句；有将“当时”解为“现时”而非过去的，这样就没有时间上的不一致了；还有将“情”解为“情形”而非“情感”，指过去官场上的恩怨得失。这些都太吃力了，有点削足适履。“惘然”两字其实有很自然的解释，作者有一颗敏感的心灵，早就意识到青春易逝，好景不长，当时已经惘然，现在更加惘然，美好事物无非象镜花水月，消逝或毁灭是必然结局，“追忆”只是对毁灭的纪念。纪昀引晚唐诗人韩致光《五更诗》一联“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来解此诗，认为“即是此意，别无深解”，笔者觉得基本对路。

“高台多悲风”，美好的理想总是难以实现，美好的事物容易遭受毁灭，人生就是如此。王国维《蝶恋花》云：“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中国古代诗歌中悲秋、伤春之作，其实都是人生悲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最能加强我们的快感”，伤逝之作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阅读享受，这也是一个悖论。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最关键的，是体现人的精神诉求，触动人的最深层、最强烈的情感。人的最深层、最强烈的情感从何而来？无非是生老病死，生的希望和喜悦，死的恐惧和悲哀。人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其实死亡才是永恒的主题，看看中国古代诗词歌赋，表现爱情的是有不少，但更多的是悲秋、叹世、伤逝、自怜。逝者如斯，这是最无奈的事情。美国诗人艾伦•坡曾经说过，诗应该打动读者，催人泪下，而“美人之死无疑是最富有诗意的题材”。

《锦瑟》诗所表现的正是“美人之死”，不管它是悼亡、怀人，还是自叹、自序，都是对逝去之美的哀悼和纪念。“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最高花是作者自喻，她代表最高尚的情操和最美好的才情，而正因最高，就最易遭受风霜雨露，也最早凋零。从屈原开始的中国诗歌中美人香草的传统，在李商隐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李商隐有很高的政治理想，又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但期望越高，失望越重。一次次的失望，带来的是绝望。令人悲哀的是，他对这种绝望有明确的意识：“来是空言去绝踪”、“车走雷声语未通”、“神女生涯原是梦”、“更隔蓬山一万重”。令人欣慰的是，他并不轻易放弃，仍然孜孜以求：“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知道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也知道自己的努力必然落空，但他不甘心失败，“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即使是“徒劳”的，仍然要“费声”，要争取。这种希望、追求、失败、挣扎，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命运嘲弄人，人也嘲弄命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人的精神就在这种多层次的悖论之中得到升华。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因泄漏天机并拒入冥界，受到众神惩罚，要他每天不断推石上山，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件毫无意义的劳作。但在法国文学家加缪眼里，他是个英雄，所谓“荒谬的英雄”。加缪说：“这刑罚使他耗尽全力而无所得，这是热爱尘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清醒构成了他的痛苦，同时也给他加上胜利的冠冕。”（《西西弗斯的神话》）虽然命定失败，但仍不断争取，胜利就体现在一次次的失败之中，呈现一种悲壮之美。

无题诗的悖论体现的是作者心中的悖论。他有说的欲望和冲动，又有不说的克制和矜持；他有敏感的心灵，又有深隐的个性；他想把你拉近，又将你拒之门外。这是作者的可恶之处，也是作者的可爱之处。义山的每一句诗似乎都在努力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但通篇下来，又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这就造成冲突和张力，亦即整体结构上的悖论。

无题诗是个谜，而且是无底之谜，因为这是李商隐的人生之谜，而人生充满悖论。猜迷的人越多，谜底就离人们越远；反之，越琢磨不透，人们就越要去猜。求之不得的烦恼与心痒难搔的诱惑，使得这个谜还要久远地猜下去，这更是个千年悖论。

问题是，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到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吗？一般人认为的真实世界就是最真实的吗？梦境和天堂是虚幻的吗？

《盗梦空间》的剧本是导演诺兰自己写的，根据十来年前创作的几十页手稿改编而成。其间他先导演了其它几部片子，以便取得经验，为导演和制作《盗梦空间》做准备，当真是十年磨一剑。他说自己曾受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作品启发，我很少读fiction，对博尔赫斯不了解，但前些时翻一本旧书，是Hofstadter和Dennett合编的“The Mind’s I”，里面有一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环形废墟》（The Circular Ruins），讲的就是做梦的故事。庄周梦蝶，只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周，《环形废墟》里的梦，则复杂多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带着目的去做梦，但大梦醒来还是梦，发现自己居然也只是一个梦中人物。

是啊，人生如镜花水月，虚虚实实，哪里说得清楚？一般人认为，梦境是虚幻的，日常生活是真实的，但有没有可能，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生活，也只是更高一级存在的梦境？教徒们是否会说，世界和人生只是神的思想而已？从这个角度看，《创世纪》里的上帝有点笨，他其实不需要劳动自己来创世，也不需要动嘴皮子，只要脑子一转，万物就存在了。当然，上帝的脑子也不是物质，只是一个思想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上帝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但上帝的思想哪里来的？是否也是梦？

以此类推，梦可以一层一层地做下去（或做上去）。电影中人物的梦有四层，真实的宇宙有多少层？存在的全部，可以是一个叠套宇宙。从物质的角度，我们可以设想，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粒子，便是一个小宇宙，而我们整个宇宙，又是一个大宇宙中的粒子。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想法，佛教中早就有了。从空间维数的角度想，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可能只是高维世界的一个截面，而高维世界又是更高维世界的截面，如此下去，世界的维数趋向无穷。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叠套宇宙模型：我们的世界只是一个梦，而我们的梦却是一个世界。

人离不开梦，理想就是梦想，人根据自己的梦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梦是生活的蓝图。但反过来，梦想多是幻想，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失败组成的。我们希望并努力使梦想成真，有时觉得已经成功了，但转念一想，这是真的吗？似乎又是竹篮子打水 —— 一场空！这似乎也是《环形废墟》的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之一。

在人脑中种植思想的说法早已有之。笛卡尔在其《方法论》和《第一哲学沉思录》里谈到，我有至善至美的神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何而来？说它是无中生有，显然不合理；说它是我自己头脑中产生的，更难让人接受，我是不完美的，完美的事物不可能来自不完美的事物，因为这违反基本的因果律。因此我头脑中完美的概念只能来自于完美自身，即上帝。完美的概念是天赋的，是上帝“放在我脑中的”。这一番推理其实是笛卡尔给出的第一个上帝存在性证明。

笛卡尔还给出了其它几个上帝存在性证明，今天看来，逻辑上都有些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笛卡尔循环”（Cartesian Circle）。按笛卡尔的论证，神的存在由我自己拥有“清楚而分明的观念”（clear and distinct ideas）来保证，反过来，我之所以拥有“清楚而分明的观念”，是由神的存在而保证的。逻辑上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其证明完全无效。笛卡尔是一个数学大家，逻辑是好的，但他受经院哲学影响太深，没能摆脱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他试图将知识大厦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之上，但最终却是徒劳的。

博尔赫斯将其小说取名“环形废墟”，不就是在暗示人们，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圆环上，追求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他在小说开头，还引用了一句《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里的半句话：“要是他不再梦你了……”，这是路易斯·卡罗尔讲的一个循环梦的故事：爱丽丝在梦中进入镜中世界，遇到红王在做梦，梦到的正是爱丽丝。 既然爱丽丝只是一个梦，推德弟（Tweedledee）不无得意地问她：“要是他不再梦你了，你猜你会在哪呢？”

如果我们的梦是一个世界，当我们梦醒时，这个世界不就全部毁灭了？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梦，当梦者醒来时，我们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笔者更感兴趣的不是梦，而是关于意识的问题。什么是自我？人如何会产生自我意识？Dennett在博尔赫斯一文之后的“反思”中提到，能否说“我只是我身体的梦”？我可能只是由我身上这一堆原子（细胞、神经等）虚构出来的人物。反过来说，难道身体就比自我意识更真实吗？离开了意识，世界在哪？什么是人生？现在一瞬即逝，根本抓不住；未来还没有到，只能想象；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无非是一堆记忆。但想象和记忆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和意识吗？所以说，人生就是意识。梦也是意识活动，俗话说的“人生如梦”，应改成“人生即梦”才对。

如果你相信苏格拉底的身心二元论，身体可朽，灵魂长存，则思想和产生思想的肉体是可以被割裂开的。很难从理论上证明苏格拉底是错的，但现代科学更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说法，即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emerging property（Whatever that means）。笛卡尔说思想离不开思想者，“我思故我在”，道理虽然不错，但有一个概念上的循环错误：“思想者”是用“思想”来定义的，说“我思”的时候，已经假设有我，“我”当然存在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自我意识和产生自我意识的身体其实是一回事，我就是我，再多说就是废话。

为该电影作曲的齐默尔（Hans Zimmer）专门去读了Hofstadter 的《金辫子》，以获得启迪。在电影院里我没有能去仔细欣赏电影配乐，当然没有听出来“金辫子”的味道，其实我也不知道“金辫子”应该是什么味道。我喜欢的是，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是一帮挺聪明的人，演员表演到位，担纲主演的里昂纳多虽然年纪轻轻，表演艺术却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前看过他的几部电影，如“飞行者”、“革命之路”等，也都印象不错。我觉得“盗梦空间”在此类电影里（幻想、刺激、惊悚、悬疑类）是不可多得的好片。

自由是最重要的人权。“不自由，毋宁死”，这是美国立国先父之一的帕特里克·亨利，面对英国统治者对殖民地人民追求独立自主运动的镇压而发出的强烈呼声，它代表了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心声，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得到了全世界无数人的响应。

美国宪法及其多项修正案申明公民享有多项政治权利，最引人注目的第一修正案，就是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言论、新闻、和集会的自由。这四大自由中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都是表达自由，可以说表达自由又是各项自由中最重要的，是其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保证。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就曾著文，反对议会通过法律建立出版审查制度，为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进行了热烈的辩护。他在《论出版自由》（1644年）一文中呼吁：“给我根据良心去认识、发声和自在辩论的自由，该自由高于所有自由。”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说：“如果言论自由被剥夺，我们就会象沉默的羔羊被领向屠宰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则明确指出：“表达自由是母质，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表示“自由”的两个英文词liberty和freedom，意义非常相近，经常被混用，一些讨论自由的著名作家就不加区分，如十九世纪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二十世纪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从词源上讲，这两个词都是指非奴役状态，但liberty另有优越、充裕、高贵等含义，指人的社会地位，偏重政治制度上的自由，表示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涵盖的范围较广。而freedom有属于自己、亲爱等含义，指人的生活环境，偏重人身自由，表示个人与社区的关系，涵盖的范围较窄。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提到自由，早期多用liberty，现在则常用freedom。

关于“自由”概念更重要的区别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和“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两种意义。用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就是“freedom to”（去做某事的自由）和“freedom from”（免于被迫做某事的自由）。前者是指个人参与社会集团决策过程的自由，表示个人有权力和条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后者表示个人免受政府和社会约束的自由，表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在历史上，早期的自由概念主要是积极的，强调民众的政治权利，如选举、参政、结社等，与民主和法制紧密相连，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自由。消极自由的概念是更近代的产物，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解放运动，人们对社会体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逐步认识到积极自由被当权者滥用的危险，民主政体有走向独裁专制的可能，因此强调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认为自由的真谛是免受权威限制，个人行动尽可能少地受到政府和他人的干预或强迫。在近代，积极自由之被滥用，莫过于共产主义实践。消除三大差别，人民当家作主一类提法，似乎是要百姓最大限度地享受积极自由，实际上却是最大限度地侵犯了他们的消极自由。

自由的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在许多国家的法律条文中得到了体现，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权宣言》第6条云：“法律是普遍愿望的表达，每个公民都有权力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制订。无论保护或惩罚，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有相同的权力根据各人的能力担任所有官职、公职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外不得有其它区别。” 这一条谈的是积极自由。第4条云：“自由就是指可任意做所有不伤害他人的事情；因此每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限制，只有那些保证社会其他成员享受同样权利的限制除外，而这些限制必须通过法律来确定。”显然，这是在讲消极自由。

二．“我挥拳头的权力终止于别人的鼻子之前”

自由是美好的，但不是绝对的，某一个人的自由不能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中，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约翰·密尔总结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密尔在《论自由》里指出，个人或集体干涉别人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卫，即阻止某个人的行动伤害他人。不能因为自己认为某些事情对某人有益就强迫他去做。他说：“只涉及自身之事，个人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对于自己的身心，个人权力至高无上。”密尔作为功利主义哲学家，提倡社会自由最大化。根据伤害原则，诸如抽烟、赌博、吸毒、嫖娼等害己不害人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别人无权干涉。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人权利不容侵害，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能随心所欲，这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赫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有一句名言，很形象地表达了这个前提：“我挥拳头的权力终止于别人的鼻子之前”。

从理论上讲，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人人无拘无束，社会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受制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弱者的各项权利定将受到侵害。要维持一个相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环境，个人自由必然要受到诸多约束。比如你有演讲的自由，但不应煽动暴乱；你有讨论不同社会制度优劣性的自由，但不能搞武装起义推翻现行制度；你有赞扬多妻制的自由，但不能真正娶两个老婆，以免犯重婚罪。不同种类的自由也会相互冲突，如增加税收办福利，富人花钱的自由得到一定的限制，而穷人在消费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在市中心设立步行街，走路的自由得到了充分保证，开车的自由就被完全剥夺了。不仅政府和法律会限制自由，私立机构也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员工面临被解雇的潜在威胁，即使老板专横跋扈，也不得不忍气吞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立法侵犯公民自由，只针对联邦政府，第十四修正案才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进来，但仍然管不了私营机构。

具体到表达自由，自古以来就受到当权者的诸多限制，出版审查是主要形式之一。十八世纪英国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其著作《英国法律评注》中，将出版自由定义为“无预先制约”（lack of prior restraint），就是说，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的权力，不应受到预先限制，比如在发表文章时不需要预先得到政府许可；但如果其言论有害或违法，则要为此承担责任。简言之，就是不能预先制约，却能过后惩罚。

预先制约是政府根本不允许自己不喜欢的言论出现，是极端形式的言论审查，遭到多数人的深恶痛绝，在民主社会中没有多大市场。对于过后惩罚，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言论对社会或个人有足够的危害，以至于必须受到惩罚甚至被禁止？伤害原则在言论自由上的运用常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言论的伤害作用，如果有的话，一般是间接的，难以具体判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对公民以言治罪，则人人自危，万马齐喑，必然造成所谓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如此，过后惩罚与预先制约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老百姓怕受迫害，从而高度自律，处处提醒“莫谈国事”，到了对那些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也噤若寒蝉，不敢随便议论的程度，实际上就等于当权者预先制约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为避免“寒蝉效应”，有必要明确规定惩罚的标准并尽量缩小惩罚的范围。

在美国，表达自由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宪法条文中对言论自由没有限制。和平时期社会环境宽松，百姓能够畅所欲言，但在战时（包括内战、冷战和反恐），压制言论自由的势力往往抬头。如1798年美法冲突期间国会通过的《反煽动叛乱法》、一战期间通过的《反间谍法》(1917年)和《1918年反叛乱法》，都以法律形式侵蚀言论自由。但民众也以宪法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将为自由之战的战火燃到了法庭之上。上面提到的赫尔姆斯大法官，在“申克诉合众国案”（1919年）的意见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清楚而现实的威胁”（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则，其要点是，政府可以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给煽动性言论定罪，但要符合两个条件：１）此言论煽动具体明确的违法行为，而非只有抽象理论；２）此言论的发表会使违法行为迫切地出现，而非只是有可能出现或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出现。这个原则几十年来曾被多次运用，使不少涉及军事机密的新闻报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宪法保护，如在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1971年）与“合众国诉先进报案”（1979年）中，报纸发行单位都取得了胜利。

三．“思想的碰撞是自由的声响”

“清楚而现实的威胁”原则看似有理，但从一开始就遭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评，并对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提出挑战。赫尔姆斯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原则在运用中的潜在危险，在“阿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1919年）的意见书中又提出了“思想自由市场”的概念，以巩固言论自由的阵地。他指出：“达到终极理想的更好途径是思想的自由交易，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思想在市场竞争中令人接受之能力，真理是愿望得以实现的唯一可靠基础。”

“思想市场”是一个颇为新颖而有用的概念。思想与商品一样，不能靠一个领袖或几个精英来规划、定夺，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思想不能强加于人，只有经过观念的交锋，才能相互检验和弥补，认清事实和对错，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为此目的，就需要多种多样的公共论坛，作为大众交流思想的平台，不管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网络，它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瓢虫夫人（Lady Bird Johnson）说过：“思想的碰撞是自由的声响。”要维持有效的市场机制，必须广开言路，百家争鸣，保证各种思想的公平竞争，不能让一种观念垄断市场，也不能允许多数对少数的专制。如人们常说的，真理有时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言论自由不只是多数人的自由，也是少数人的自由；不只是受欢迎言论的自由，也是冒犯性言论的自由；不只是符合政治正确性言论的自由，也是政治上不正确言论的自由；最重要的，不只是我的言论自由，也是你的言论自由。对待你认为是错误的言论，正确回应不是用法律禁止、用权威制止、用谩骂阻止，而是用你认为正确的道理去说服、去反驳、去争辩。如密尔所阐述的，压制不同意见总是罪恶。假如那意见是对的，人们就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人们就失掉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加深对真理认识的机会。

言论自由往往被统治者当成洪水猛兽，而实际上，它对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言论自由就象安全阀，能使人们对社会的怨气和不满及时发泄出来，这样就不会聚集起来，变成仇恨和暴力。短期内也许会出现诸多不和谐声音，甚至不安定因素，但通过众多小规模磨擦，可以消耗掉大规模对抗的能量，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言论自由能够促进社会的逐步调节和改良，使社会制度渐趋完善，避免社会巨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过来，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缺少微调的功能，民众没有泄愤的渠道，怨气长期积压，形成巨大的破坏力量，最终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就像禹和鲧不同的治水方略，疏导或是围堵，其结果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社会制度却没有多大改善，被西方学者总结为“dynastic cycle”，亦即周而复始的暴力革命怪圈。显然，缺乏个人主义传统和自由精神是最基本的原因。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对异端思想的容忍程度。其实，异端不过是正统给非正统贴的标签。昨日的异端，有些已成为今日的主流；谁能说今日的异端，不会变成明日的共识？当然，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也许是永远存在的。思想的碰撞不见得总能产生共鸣，多种理念难以调和，以至于冲突不可避免。即便如此，对话也是重要的，理解和忍让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就算不能达成共识，也可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存。反之，缺乏交流会造成隔阂，隔阂产生恐惧，恐惧带来对抗，这是个人、团体、种族、地区、国家间矛盾冲突的主要起因之一。

世事千奇百怪，人生多姿多彩，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在“异”不在“同”。没有独立思考、只有绝对服从的伊甸园，或没有个体差异、只有完全平等的乌托邦，都不是灵性的理想国，而是理性的埋葬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之类的说法和做法，窒息思想、扼杀人性，蛮横霸道，荒谬绝伦，为自由人所不齿，也终将被国民所唾弃。

四．“唯有好人爱自由，余者只是爱放纵”

在当今美国，批评公职人员的言论自由能够得到保证，对政府高级官员，媒体上的讽刺和谩骂更是无日不有，一般也不会有麻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公众人物本就应该受到老百姓严格的监督和评判。根据所谓的“公正评论”原则（rule of fair comment），有关公共事务的评论，只要立场公正，即使事实有错，言论有诽谤性，也不应该追究责任。但是针对普通人，还是要谨言慎行。有关私人的言论，应力求事实准确，如果信口开河，给他人名誉造成伤害，就要做好被控诽谤的准备。

事实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对表达自由最重要的限制就是诽谤诉讼。诽谤分为口头（slander）和书面（libel）两种，以书面诽谤为更严重的侵权或犯罪行为。随着各种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两者的界限渐趋模糊。在广播和电视上的诽谤言论多被当成是书面诽谤，网络论坛上的诽谤言论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书面的，因为它们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尽管是数字化的）。所以，在网络上毫无根据地恶意攻击某一个人，有可能触犯法律，惹官司上身。

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恶言恶语，够得上诽谤的很少，绝大多数是骂人。其实，辩论时双方针锋相对，言辞激烈是正常现象；思想的碰撞，有棱有角，才能撞出智慧的火花。偶尔性起，出口伤人，也可以理解和原谅；狗急了跳墙，兔急了咬人，谁没有一点臭脾气？但口无遮拦，整日骂骂咧咧，徒令别人讨厌。更多的时候是网上对骂或群骂，污言秽语满天飞，都想以语言暴力压倒对方，取得恶口战的胜利，结果却总是两败俱伤，赔了夫人又折兵。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骂人的艺术》，其中特别强调，骂人要出言典雅，不可涉及生理学范围，更不要提起对方的令堂令妹，免得对方回骂，累及自己家人。反观当今网上骂客，言语粗鄙，自以为骂技高超，所向披靡，却每每将自家祖宗八代都搭进去，实乃愚不可及。

有人说，对方先出恶口，自己回骂是正当防卫。这不过是狡辩。首先，正当防卫只针对暴力威胁，即是在自己（或他人）身体财产受到直接伤害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自卫，对虚拟世界根本不适用。其次，自卫行动必须是被迫的，并与受到的威胁相当，不能反击过度而使冲突升级；网上叫骂却一个比一个凶，这一条也不符合。第三，有些地方法律规定自卫的人有退避的义务，甚至要求退无可退（retreat to the wall）；就象俗话说的，“打不过就跑”，能跑不跑，定要奋起反击，将对方置于死地，这不是正当防卫，而是故意杀人；按同样道理，见到骂帖，你大可多点涵养，不予理会，为何定要和对方一般见识？第四，也是最关键的，自卫必须是针对迫近的威胁，而不能过后报复；比如强奸犯事后逃跑，受害者追赶上去将对方打死或打伤，不算正当防卫；网上遭骂，你可能是在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后才看到，这时候再写帖回骂，只是报复、出怨气，与正当防卫没有关系。

也有人以言论自由为遁词，似乎骂人是运用公民权利的高尚行为。这是没有分清权利与义务、法律与良心的界限。要知道，“能”与“该”是两个概念，比如乱丢垃圾，即使不违法，也是缺乏良知的表现。网上骂语，就是垃圾，是对网络环境的污染。约翰·弥尔顿说过：“唯有好人爱自由，余者只是爱放纵。”习惯性骂人不是自由表达，而是随意发泄，不是天性率真，而是人性丑恶。

显然地，为了公正，对惯骂者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是合理的。论坛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惩罚条例，网管也应该认真担负起监督的责任。但有人举起法律武器，以诽谤、bully、性骚扰等罪名将骂人者告上法庭，就有点小题大做了。为如此琐屑的事提起诉讼，是滥用法律，浪费有关各方的时间和资源。如果起诉的目的是给对方造成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就成了报复行为，而非追求公道和正义。至于个别网客，查人真实姓名，向工作单位告状，往家里扔石块，用恐吓、威胁甚至违法手段逼迫对方噤声，就超越了道德底线，成了真正的bully。引一句老套名言：“我也许不同意你所说的，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骂人者是可恶，但他们的人权不容侵犯。维持良好的网络环境靠论坛自律，不可轻易引进外力。如果哪个人受到委屈都要政府来主持公道，很快地，公道变成霸道，受到政府的迫害时又由谁来主持公道？

鲁迅先生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辩论是以理服人，不是以力相争。其实更多时候，理不能服人，风度才能服人。理性是对待恶口的终极武器，有理有节，自尊自律，不失去你的cool，骂人者相形见绌，任他喊破了喉咙，也伤不了你一根汗毛。依笔者看来，网上骂人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骂人者不必上民事法庭或刑事法庭，而应该上道德法庭和良心法庭。俗话说“人人心里有杆秤”，“人人”就是陪审团，公论就是判决书。

圆周率一般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π是最重要的数字之一，按照趣味性和受关注程度来排名次，π在所有数字中当之无愧坐头把交椅。关于π的文章多如牛毛，有人甚至用整本书来讲π的故事，如美国作家大卫·布拉特纳所著的《神奇的π》就是这样一本不错的小书[1]。世界上的π迷数不胜数，大多能够说出π的小数展开式中多个数位，而近似值π ≈ 3.14，几乎是男女老幼，人人皆知。近些年来每到3月14日这天，很多学校都举行与π有关的庆祝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是吃pie。这个新传统是旧金山探索馆（San Francisco Exploratorium）于1988年3月14日创立的，而美国众议院今年3月11日又通过决议，将3月14日正式确定为全国“π日”（National Pi Day）。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才子多，连招生办公室的人也对π情有独钟，新生的录取通知常在π日送给申请人，今年的就是3月14日下午1时59分在网上发送的，对应π ≈ 3.14159，这个时刻被称为π分（Pi Minute）。还有人更进一步，将3月14日下午1时59分26秒称为π秒，对应π ≈ 3.1415926。这个近似值取到小数点后第7位，误差小于千万分之一，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实际应用所需要的精确度。

可是，位数取得再多，也不可能完全精确，因为π是一个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这个简单的事实，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烦恼。古往今来，多少人为π耗尽心力，青春无悔。近代兴起一个记忆π的数位的热潮，人们采用五花八门的方法帮助记忆，有人试图在看起来完全随机的数列中找出规律，有人用字长法将π的数位编成诗，有人用谐音法将数字与读音联系起来，还有的人拥有所谓的“照片式记忆力”（photographic memory），数字就象图象一样一个一个地在脑海里跳出来，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记忆的位数也不断增加，从几十几百，到几千几万，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有一个网站专门列举世界排名[2]，位居榜首的是中国人吕超，他于2005年11月用24个多小时连续背诵出π的小数点后67,890位。而新闻上曾报道，59岁的日本人原口证在2005年7月背诵了84,431位，2006年10月更达到100,000位的新记录。

关于π值的理论计算，更有一个长达千年的世界比赛，最新纪录已达万亿之上[3]。一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印成书，每页5000位数字，每本书500页，则这些位数将充满400,000本书，一个小图书馆都存不下这一个数字！这样惊人的成果主要是现代分析方法与电子计算机带来的，在计算机时代之前，人们只能用纸笔进行繁琐的计算，穷尽一生也难以达到千位以上。而在分析方法被发现之前，人们用古老的几何方法，收敛速度慢，无法突破百位大关。比如16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范·科伊伦，一辈子呕心沥血，才得到35位。

鲁道夫用的是所谓的“穷竭法”(Method of Exhaustion)，即用圆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逼近圆周，边数越多，误差越小。中国魏晋时代的数学家刘徽创用的“割圆术”就是这种方法，用刘徽的话说，就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4]。早刘徽五百多年的古希腊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可能是最早用穷竭法估算π值的人，但这个方法也非阿基米德首创，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安提丰和布莱森，就曾用穷竭法得到圆面积的上界和下界。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估算π值，而是试图解决化圆为方的问题。

化圆为方是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之一，也是比估算圆周率更古老的问题。现在所知关于化圆为方问题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文献“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里，其中写道：“将圆的直径去掉1/9，剩下的作为边长构造一个正方形，其面积与圆相等。”这相当于取π = 256/81 ≈ 3.16，在当时算是很精确了，但在其后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对此似乎毫无所知，仍然用π ≈ 3的近似值。古巴比伦人用过一个圆面积公式，A = C²/12，C是指圆周长，这就相当于将π值取为3。中国人直到公元前后，仍然使用π = 3这个古率，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都持径一周三的说法[5]。古希伯来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是否对圆周率有更清楚的认识呢？

旧约《圣经》记录了古希伯来人的历史，其中没有直接讲到圆周率，但有两处经文，提到圆的周长和直径，都给出了一个三倍的关系。《列王纪上》七23说：“他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围三十肘”，《历代志下》四2重复了这段故事。经文中提到的“铜海”是所罗门圣殿中的一个圆形容器（给祭师用的澡盆），“肘”是古代长度单位，指人手臂上从肘到中指尖的距离，大约18英寸。“径十肘，围三十肘”，表明周长正好是直径的三倍。这不禁使人疑惑，《圣经》据称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句句是真理，怎么会将圆周率搞错呢？

人们对此提出了种种辩解：

1） π值就是3，科学家们说大于3是在骗人。

这个辩解不值一驳。十九世纪末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议员提出议案，试图将π的法定数值确定为3，至今传为笑谈。

2） π = 3只是个约数，不是准确值，普通应用足够好了。

这个说法很勉强，由此算出来的铜海周长少一肘多（两英尺多），精度远远不够。造铜海的铜匠名叫户兰，是所罗门王专门从腓尼基的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召来的能工巧匠，不可能使用如此粗略的估算。

3） 铜海有约0.2肘的厚度[6]，直径是从外沿量的，而周长是沿内壁量的。

这显然是狡辩，周长沿外围量比较容易，沿内壁量很难做到，不合常理。这个说法也与《圣经》不符，上面两处经文中提到的周长都是指外围，按英文翻译：“a line of thirty cubits did compass it round about”（KJV），意思非常明确。

4） 希伯来文中有一个用字母代表数字的方法。犹太拉比考证，“周长”一词出现在两处经文中的形式不同，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数值：111和106。这两个数的比值乘以3，就得到333/106 ≈ 3.1415094，这是隐藏在《圣经》中的一个暗码[7]。

这不过是在搞文字游戏，况且333/106也不是准确的π值，还不如祖冲之的355/113 ≈ 3.1415929。

有没有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呢？

在欧几里得平面上，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是一个常数，但在非欧几何里并非如此。典型的非欧几何有两种，即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双曲几何在这里讨论起来有些技术上的困难，而椭圆几何有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特例，就是球面几何。在球面上以南极为圆心画一个圆，即球面上所有与南极距离相等的点组成的一条曲线，这些点具有相同的纬度。从南极沿球面向北直走，必将到达圆上一点，这条线路就是圆的半径，代表从圆心到圆周上一点的最短距离，即所谓的“大圆距离”（great circle distance）[8]。从欧氏几何的角度看，球面上圆的内部是凹下去的，象一个碗，而半径是从碗底到碗沿的一条弧线。现在可以明白，周长同样大的圆，其在球面几何中的半径比在欧氏平面上的半径要大，因此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必然小于π。圆越小，这个比率越大，与π越接近；圆越大，这个比率越小，当圆变成赤道时，这个比率为2。显而易见，选择一个大小合适的圆，就可以使这个比率恰好等于3。

2003年有人在数学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9]，就是用球面几何处理《圣经》中圆周率的问题。用简单的三角函数知识可以推导出球面上圆周长的公式为C = 2πR sin(r/R) ，其中R为球的半径，r为圆的半径。要使《列王纪上》中那段经文与实际相符，设C = 30，r = 5，用数值方法可以得到R的近似值为R ≈ 9.549296586。不过该文章的作者们没有意识到，R值是可以精确算出来的，不需要用数值方法。用t表示r在球心所张成的中心角的弧度，则t = r/R。于是可将圆周长与直径之比写成t的函数：P(t) = π sin(t)/t。当t在0和π/2之间变化时，P(t)的函数值介于π和2之间。设P(t) = 3，r = 5，就得到t = π/6，R = 30/π。这表明在一个半径为30/π的球面上，位于南纬60度的圆，其周长与直径分别为30和10，与《圣经》中描述的铜海大小一致。

这个数学推理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到此似乎有了明确的答案：铜海是碗状的，“径十肘”不是指口径，而是指圆口上相对两点之间沿碗底的距离。上帝当时用的是球面几何，比人类发现非欧几何早两千多年！

然而有一点，我觉得被所有的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经文中提到的海的高度（即铜海深度）：“他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半径只有五肘，而高度就达到五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球面上的圆，高度永远小于半径。事实上，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在一个半径为30/π肘的球面上，直径为10肘的圆，其高度只有约1.3肘，加上底部0.2肘的厚度，也只有1.5肘，与5肘相去甚远。因此，铜海不会是碗状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另外，《列王纪上》七26一节还提到铜海的容积：“可容二千罢特”[10]，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根据这些数据，自己推算一下，看铜海到底应该是什么形状。

不管怎么说，高5、径10、周30这几个尺寸是无法在圆上或球上协调起来的，《圣经》对铜海的描述不准确。这样的错误归因于谁呢？笔者认为是《圣经》作者缺乏数学常识造成的，《圣经》的作者是人不是神，因为人会犯糊涂，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犯。说《圣经》句句都是上帝的话或全部来自上帝的启示，是亵渎上帝的智慧，难道上帝连圆周率都不知道？

注释：

[1] David Blatner, The Joy of π, 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1997.
[2] www.pi-world-ranking-list.com
[3] 用十六进制或二进制的新算法，可以直接计算某一位上的数字而不必先得到前面各位，这样可以走得更远，据说达到了千万亿位数。
[4] 刘徽注《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
[5] 《九章算术》的方田章有题目：“今有圆田，周三十步，径十步。问为田几何？”《周髀算经》中多处提到的计算结果都反映出径一周三这个关系，如卷上之二有：“凡径，二十三万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径也，其周，七十一万四千里。”
[6] 《列王纪上》七26一节有“海厚一掌”的说法，“掌”指人手掌的宽度，在2.5至4英寸之间。铜海圆口10肘的直径两端去掉厚度，内径只有约9.6肘，与30肘的周长相除，结果是3.125，比较接近π的理论值。
[7] Michael A. B. Deakin and Hans Lausch, “The Bible and Pi”, The Mathematics Gazette, Vol. 82, No. 494 (Jul., 1998), pp. 162-166.
[8] “大圆”是通过球心的平面与球面的交集，是球面上能得到的最大的圆，如地球上的赤道和子午线。大圆是球面上的“直线”，航空距离就是沿大圆计算的。
[9] Robert N. Andersen, Justin Stumpf and Julie Tiller, “Let  π be 3”, Mathematics Magazine, Vol. 76, No. 3 (Jun., 2003), pp. 225-231.
[10] 《历代志下》四5一节说的是“可容三千罢特”，两处经文不一致。“罢特”是古希伯来液量单位，约等于10加仑。

李渔《肉蒲团》卷首词《满庭芳》：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
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尔，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易·系辞》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性事是人间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人种得以延续的必经之途。古往今来吟咏此事的诗歌多如牛毛，前面各篇已谈到了不少，本篇再集中介绍一些。

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张衡，也是文学大家，有多篇诗赋传世，他的乐府诗《同声歌》十足骇人，唐宋以前的淫艳诗歌无出其右：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繆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镫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这篇诗作从一个男人侍妾的角度描绘新婚以后的种种性经历。“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被男人纳为侍妾；“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新妇对初次性行为期待又恐惧，“探汤”之比喻生动有趣；“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婚后情意日深，女子甘愿以肉体为被褥让对方常睡在温柔乡之中；“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杨慎《升庵诗话·卷四》注为：“鞮，履也；狄香，外国之香也；谓以香薰履也。”洒扫厅堂，清理枕席，异香薰履，尽量创造和维持一个舒适浪漫的环境，使前戏更容易进入状态；“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在内衣上撒香御粉，在枕边张列春宫图，为性生活增加乐趣；“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从《素女经》中学习房中术，种种冶艳姿态和高超技巧世所罕见；“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该女子使尽浑身解数，把男人带入一个性爱的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没齿难忘的性体验。

汉赋中有不少带有性爱内容的作品，东汉蔡邕所作的《协和婚赋》是其中最为有名的，可惜只有残篇流传下来。这篇赋作描写新婚之夜男女床笫之欢，有“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卷和软，茵褥调良”，特别是“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一句，具体生动，钱钟书批道：“‘钗脱’景象，尤成后世绮艳诗词常套。”蔡邕另一残篇《检逸赋》有“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託梦以交灵”，大胆直率地表露倾慕女色，日思夜念的内心欲望。蔡邕之后，阮瑀《止欲赋》中的“睹天汉之无津，伤匏瓜之无偶，悲织女之独动”，杨修《神女赋》中的“嘉今夜之幸遇，获惟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进，彼严厉而静恭”，陈琳《神女赋》中的“申握椒以怡予，请同宴乎奥房。苟好乐之嘉合，永绝世而独昌。既欢尔以艳采，又悦我之长期”等句，都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物内心思慕男女之情的性心理活动。

这个时期以《神女赋》、《丽人赋》、《丽色赋》、《采莲赋》、《鸳鸯赋》等命名的辞赋作品，里面多包含情色内容。另有许多作品都取了一个正经的标题，但恰好暴露了作者的真实思想，如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曹植《静思赋》、阮瑀《止欲赋》、应瑒《正情赋》、陈琳《止欲赋》、王粲《闲邪赋》、阮籍《清思赋》、陶潜《闲情赋》等等，正是因为有情、有思、有欲、有邪，才要定情、静思、止欲、闲邪。陶渊明《闲情赋》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儒家教条来束缚人的淫思邪欲。

这类作品的滥觞应该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者面对美女，“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树立了一个不为情色所动的正人君子形象。司马相如模仿宋玉作《美人赋》，讲自己某次旅行中与一美女独居幽处，美女想方设法勾引他：“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而作者“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这两篇赋的作者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子，本意不是赞美男女情爱或宣扬艳淫之事，而是进行道德说教，兼有对君王荒淫之行的讽谏，就是所谓的“劝百讽一”。

汉代崇儒，假正经的作品不少，齐梁时代则走向了反面，以宫体诗为代表的艳冶诗歌泛滥。《隋书·经籍志四》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宫体诗就是指以萧纲、萧绎兄弟及其词臣们的艳情作品为代表，风格靡丽轻艳的诗歌，“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比较准确地刻画了宫体诗的特征。南朝梁陈间文学家徐陵所编的诗集《玉台新咏》，收集了大量的宫体诗，其序云：“然脂冥写，弄笔晨书。选录艳歌，凡为十卷”，编者自己也承认这是一部艳歌集。

《玉台新咏》中收有简文帝萧纲为东宫太子时作的一首《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倚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眼鬟压落花，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首诗描写女子昼眠的姿态，大胆赞美其肉体之美，比这一时期的大量观妓诗更为香艳，因此末句赶紧表白：我们这是夫妻相伴，不是宿娼，似乎因此就在道德上站住了脚，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好暴露了作者的情趣所在。

南朝梁·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玉台新咏·卷八》)是一首有名的艳诗：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关别有物，还是倾城人。
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
粉光犹似面，朱色不胜唇。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
钗长逐鬟发，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
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

作者虚写和实写的手法并用，前八句将前代多首吟咏美女的名作串在一起，如《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洛神赋》、《北方有佳人》、《陌上桑》等，集众美于一身。接下来八句从面、唇、体香、发饰、腰身、娇语、媚态等各个方面来具体描写全身上下之美。随后两句用《世说新语》里的两个故事来说明美女如何迷人。荀奉倩是个情痴，妻子生病发高烧，他在寒冬腊月，站在屋外将自己冻得冰凉，然后回屋内抱紧妻子为其降温；石季伦就是石崇，晋朝巨富，养有几十名貌美的姬妾，整日寻欢作乐，能够迷住石季伦的人自然是美上加美了。真正使这首诗臭名昭著的，是其最后两句“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美女正在友情展示，贵客可不要错过机会呀。前面极力渲染的女性美，只是为了男人们一饱眼福。“横陈”一说不知是谁首创，南朝梁·张率的艳诗《清凉》也有“幸愿同枕席，为君横自陈”之句。据说司马相如已有“花容自献，玉体横陈”一句，但这只是后人假托，“玉体横陈”的说法更直露，应该首出李商隐《北齐二首》中的名句“小怜玉体横陈夜”，说的是北齐皇帝高纬，荒淫无道，让自己喜爱的美貌侍女冯小怜在隆基堂上裸体展示，交了入门费的就可以任意观赏，以便君臣同欢，所谓“独乐不如众乐”。

唐代艳情诗以韩偓《香奁集》为代表，但其淫冶的程度比不上《游仙窟》中的诗歌。《游仙窟》为张文成所作的艳情小说，其中的男女对话多用诗谜形式，甚多双关猥亵之语，而描述男女欢合的情景，则是赤裸裸的：

施绫被，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花容满面，香风裂鼻。
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裈，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支头。
折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痠痜，心中结缭。
少时眼华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著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直露大胆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赋多用俚俗之语，通俗易懂，讲解了男女性爱的各个方面，被称为中国的“爱经”。关于新婚之夜是这样说的：“而乃出朱雀，揽红裈，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茎，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津液涂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缝微绽而不知；用力前冲，茎突入而如割。观其童开点点，精漏汪汪，六带用拭，承筐是将。然乃成于夫妇，所谓合乎阴阳。”

五代艳词的代表是花间词。欧阳炯所作的《花间集》序文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可算是一篇很坦率的自供状。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花间词，这里再看牛峤的一首《菩萨蛮》：

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这首词写男女欢会，用字简炼，不用铺垫。首句“玉楼冰簟鸳鸯锦”单刀直入，指出欢会的地点、位置和床上铺盖，接着“粉融香汗流山枕”一句概括了两人的激情游戏。“敛眉含笑惊”一句五个字表达了三种态度，突出听到“帘外辘轳声”的复杂心情，极为传神。“低鬓蝉钗落”正是钱氏所指出的“钗脱”现象。末两句表现临别难舍难分，情感倾泻而下，可以与李煜《菩萨蛮》的“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相提并论。同是情人幽会，“尽君今日欢”与“教君恣意怜”表达了同样为情献身的决绝态度，被王国维赞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人间词话·删稿》）。

宋朝诗词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宋词则无所顾忌，可称为被艳情充斥的世界。北宋曲子词名家里写淫词最多的当属柳永无疑，其《乐章集》差不多就是个艳词大全。王国维骂柳永为“轻薄子”，称其只能道“愿奶奶兰心蕙性”，算是比较客气的，王灼称柳永词“浅近卑俗”，骂为“野狐涎”（《碧鸡漫志》），李清照更直斥柳永“词语尘下”（《词论》），他可说是当之无愧。柳永的一首狎妓词《凤栖梧》有“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其中“玉树”指美男，语出《世说新语·容止》：“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琼枝”自然指美女，“玉树琼枝”比喻男女胴体，两者先是“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漾，就开始“绣被翻红浪”了，最后这个说法被后代艳情小说不断借用。《尉迟杯》有“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困极欢余，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滋味”，此处的“琼枝玉树”表现两人“绸缪”过后，赤体相拥而眠，“困极欢余”意为“欢余困极”。《菊花新》一词描写嫖客与妓女之间的欢爱全过程，在柳词里也不多见，《雨村词话·卷一》说：“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一阙”。全词如下：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先敛双蛾愁夜短”，好戏还没有开场就担心夜短不能尽兴，该女子真是贪心不足。但她并不急于脱衣上床，不是矜持，而是要少年郎先去为她温暖鸳被，可以看出她很有心计。须臾之后就“脱罗裳、恣情无限”，放荡泼辣，丝毫没有羞涩之态。最后，她还要亮着灯做爱，方便看到对方的面容，以助淫兴，更显示出她是风月场上老手。

南宋周邦彦也有不少艳词，《花心动（双调）》一首与柳词相比，毫不逊色：

帘卷青楼，东风暖，杨花乱飘晴昼。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海棠花谢春融暖，偎人恁、娇波频溜。象床稳，鸳衾谩展，浪翻红绉。
一夜情浓似酒，香汗渍鲛绡，几番微透。鸾困凤慵，娅姹双眉，画也画应难就。问伊可煞於人厚，梅萼露、胭脂檀口。从此后、纤腰为郎管瘦。

从“一夜情浓似酒”知道，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激情戏。“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当为前戏，“偎人恁、娇波频溜”渐入佳境，“鸳衾谩展，浪翻红绉”才进入正题，“香汗渍鲛绡，几番微透”是高潮迭起，酣畅淋漓，“鸾困凤慵，娅姹双眉”是落潮后灵魂出壳的神态，“梅萼露、胭脂檀口”则是激情过后的温存，男子此时才有闲暇细细观赏美女娇艳的面容。

元曲里淫艳之词甚多，只举白朴《墙头马上》两首为例，词语浅白，无须解释：
红绫被，象牙床，怀中搂抱可意郎。情人睡，脱衣裳，口吐舌尖赛沙糖。
叫声哥哥慢慢耍，休要惊醒我的娘。可意郎，俊俏郎，妹子留情你身上。
床儿侧，枕儿偏，轻轻挑起小金莲。身子动，屁股颠，一阵昏迷一阵酸。
叫声哥哥慢慢耍，等待妹子同过关。一时间，半时间，惹得魂魄飞上天。

明代有不少民间艳歌，冯梦龙所拟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等民歌集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夹竹桃》全称是《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所有诗歌首尾相连（即所谓顶针），形式相同，其《前叙》本身就是这样一首山歌：

三句山歌一句诗，中间四句是新词。
偷今换古，都出巧思。郎情女意，叠成锦玑。
编成一本风流谱，赛过新兴银绞丝。

“三句山歌一句诗，中间四句是新词”是指全诗八句中，第一、二、七句根据山歌改写，第八句取自《千家诗》，这四句都是七字一句(但常有很多衬字)，中间四句都是四字一句，为编者所拟。选两首来看。

《短笛无腔》：

田田荷叶贴方池，姐共情郎春兴迷。
郎探花蕊，姐弄玉枝。两情迷恋，颠之倒之。
情哥郎伸子尺二舌头要餂砂糖甏，小阿姐好像短笛无腔信口吹。

末句取自宋人雷震的《村晚》：“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此诗描写乡村晚景，充满生活情趣，“短笛无腔信口吹”表现农家少年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在此用来比喻小阿姐高超的口功，实在巧妙传神。

《为有源头》：

郎多容貌中奴怀，抱住子中间脚便开。
擘开花瓣，轻笼慢挨。酥胸汗湿，春意满怀。
郎道：姐呀，你好像石皮上青衣那介能样滑，为有源头活水来。

末句取自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是一首谈读书心得的好诗，在此被用来表示淫水漫流，朱老夫子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清代民歌集《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中多为艳歌，不少更流于淫秽。《白雪遗音·卷二》里收有一首《满江红·女子醉洒》，写少女醉后失身，此类题材明清以前的诗歌中极少涉及：

昨夜酒醉睡朦胧，醒来时裙带宽松。
不由奴仔细思量暗拍胸，必有个缘故在其中。
枕边不见香罗帕，一双花鞋各分西东。
乌云乱抖，发鬓蓬松，解开奴的钮扣露出奴的胸。
还有一件蹊跷事，好好的裤子染鲜红。
倒叫奴难猜难解这奇逢，急得奴面红耳赤怀恨在心中。

清代文豪蒲松龄所撰《闺艳琴声》，是一部很特别的长篇叙事组诗，用第一人称描写一位闺中女子从思春到婚后各个阶段的感情生活，细致而生动地刻划了她的心理活动。全书共分四十一组，每组由内容相同的一曲一歌合成，构思巧妙，语言诙谐，重复而有变化，丝毫不觉絮烦。按坊刻本标示，全书内容可分为幽恨、媒议、得情、遇欢、行聘、亲迎、于归、交欢、归宁、还家等十节。最后，我们以《闺艳琴声》中“交欢”和“还家”两节里的几组歌曲结束全文：

又喜又羞，又喜又羞，冤家合俺睡在一头；轻轻舒下手，解我的鸳鸯扣。
委实害羞，委实害羞，事到其间不自由；勉强脱衣裳，半推还半就。

只说那人年纪小，偏他生的脸子老；一头睡着不肯闲，摸了头来又摸脚。
百样方法鬼混人，轻轻把我的腮来咬；我的手指松了松，裤带已自解开了。

把俺温存，把俺温存，灯下看的十分真；冤家甚风流，与奴真相称。
搂定奴身，搂定奴身，低声不住叫亲亲；他只叫一声，我就麻一阵。

浑身上下脱了个净，两手搂的没点缝；腿压腿来手搂脖，就有力气也没处挣。
搂一搂来叫一声，不觉连我也动兴；麻抖擞的没了魂，几乎错失就答应。

不惯交情，不惯交情，心窝里不住乱扑通；十分受熬煎，只是强挫挣。
汗湿酥胸，汗湿酥胸，相偎相抱诉衷情；低声央及他，你且轻轻动。

听不得嫂子那瞎攮咒，这椿事儿好难受；热燎火烧怪生疼，颤钦钦的把眉儿皱。
百般央及他不依，只说住住就滑溜；早知这样难为人，谁待抢着把媳妇做。

又是一遭，又是一遭，渐渐的熟滑了；搂抱着口里不好说，其实有些妙。
魄散魂消，魄散魂消，杏脸桃腮紧贴着；款款摆腰肢，不住微微笑。

做了一遭不歇手，就是喂不饱的个馋痨狗；央及他歇歇再不依，恨不得把他咬一口。
谁知不像那一遭，不觉伸手把他搂；口里说着影煞人，腰儿轻轻的扭一扭。

……

解脱罗衣，解脱罗衣，从新又温旧规矩；比着那几天，更觉有滋味。
气喘吁吁，气喘吁吁，心里自在全说不的；待要不声唤，只是忍不的。

上的床来就动手，要找上从前那几宿；还待说的勉强话，到了好处张不开口。
不觉低声笑吟吟，喘丝丝的身子扭；他问我自在不自在，摇着头儿搂一搂。

一段春娇，一段春娇，风流夜夜与朝朝；趁着好光阴，休负人年少。
有福难消，有福难消，百样思情难画描；明年这时节，准把孩儿抱。

天生就的人一对，郎才女貌正班配；二十四解不用学，风流人儿天生会。
巴到夜里就成仙，越做越觉有滋味；该快活处且快活，人生能有几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