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Mario Costeja Gonzalez的西班牙律师用Google搜索自己的名字，结果总是发现一家报社的网站上刊登着他地产被拍卖以了拖债的事。实际上，自1998年被登出以后，他很快把债务还清了。经过一番折腾，Costeja 于2010年向西班牙当局投诉，最终导致欧盟法院于2014年5月宣布一项意义深远的裁决：报社网站可以不消除信息，但Costeja有权要求Google删除通往这一信息的搜索链接，这就是“被遗忘的权利”。
“被遗忘的权利”最早来自法国的le droit à l’oubli法律，英译为 the right of oblivion，通俗地说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意在保护隐私，具体指有刑事前科的人有权要求其记录在若干年后被删除，以便在社会上立身、立业。基于此点，欧盟法院现将其扩展到个人私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凡是“不恰当、不相关”的信息都可获得要求被删掉。这就是说，凡是令人尴尬、对人不利的信息都可以隐而不见。不夸张地说，恶人坏人都可以阉割自己的过去，贪官污吏都可以藏匿于网络深处。
在西方，宪法界定权利，法院解释权利。当然，法院有时也创造新的权利。由于权利的增多，它们相互之间不免冲突。这不，“被遗忘的权利”和“知情的权利”产生抵触。对立的两方是欧洲和美国，它们对隐私保障和言论、新闻自由有泾渭分明的看法。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正义与正义之间作出取舍，这就取决于人们看问题的着重点。
很明显，经历过纳粹集权和苏共集权的欧洲很在意隐私保障。2009年，牛津大学教授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发表了《删除：数字时代的遗忘美德》(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这本书的影响可谓之大，有一节如是说：1930年代，荷兰政府有着全国人口登记，其中包括每个公民姓名、地址和宗教，其目的是为促进政府管理和改善福利规划。但是，当纳粹入侵荷兰，他们使用这注册表来追查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冷战期间，东德秘密警察的大批民众档案又佐证了东共集权的信息滥用。现在，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感到安全，但一旦改朝换代，谁知道未来政府是否会保护隐私？结论是，切断信息的导向和路线，让政府难以找到个人。解铃还需系铃人，Google控制着欧洲90%以上的信息搜索，这当然应该由Google操办。但这也反映欧盟法院不相信政府，遂责私人公司担此大任。
美国人视《美国宪法》至高无上，尤其是第一修正案里的言论和媒体自由。“隐私”这一词压根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里，其意思只是暗含在几个修正案以及第九修正案的“其它权利” 里。不是说美国政府不注重信息隐私，只是极为有限。它对敏感信息的保护只囿于国会的几个立法，如禁止披露医疗记录，学校记录和录像出租商店的记录。至于“被遗忘的权利”，美国不是欧盟成员，美国人因而无法享受。
对于从文革过来的人，“念念不忘”和“时刻牢记” 是当年的政治口号，与当今个人索求“被遗忘”形成鲜明反差。“被遗忘的权利”又给人以别致的感觉，让人联想到文学作品里“忘记我吧”的惜别场面。有没有“被惦记的权利”？其实，互联网上从来就有两股潮流在搅动–“被遗忘”与“勿忘我”。相反于“被遗忘”，不少人踊跃暴露自己，生怕人不知鬼不觉。社交网站上的这种自暴疯狂到底是为哪般？互联网可以毁人，也可以树人。它可以使人销声匿迹，也可以使人无处不在。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鬼使神差的平台。
据说，世界上90%以上的信息为数码形式。人都会失忆，但是人类的网络记忆不会遗失。互联网不仅是平台，而且是记忆库、是图书馆、是博物馆。凡是放在网上的，都永远有迹可寻，特别是世界已进入了大数据的云技术时代。欧盟法院的裁决不是删除信息或遮蔽网站，而是隔断信息的链接，并只限于欧洲的28国家。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Google找寻和搭桥，信息和网站无异于不复存在。因此，“被遗忘的权利”意味着历史的了结，记忆的断代。
令人遗憾，缘于种种限制，中国人还未完全融进世界信息的大海，还未完全享受网络这一巨大记忆库和图书馆，网络信息就已经进入被遗忘的状态，开始湮没无闻。中国人不太相信“被遗忘”；中国人的信条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对于获得那些可谓异样的权利，作为最大的网络使用群体，中国人还得从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have rights）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