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是日本近期战争电影里常见的现象。面对强大的美军，处于装备和兵力劣势的日军拼死抵抗；在取胜无望时，他们又都选择自杀（玉碎）。《太平洋的奇迹》是日本２０１１年出产的太平洋战争电影，讲的是1944年７月马里亚纳的塞班岛失守后，大场上尉带领残部继续抵抗美军的故事，里面自然也凸现日本人的荣辱感和生死观。
影片开始不久，日军自杀的枪声就此起彼伏。一位伤兵失去作战能力，主动提出留下收尸，最后仍眼巴巴地望着部队离去，拔枪自杀。1944年７月７日，剩余的日军发起最后的自杀反攻，而恰在发起反攻之前的夜晚，守军将领们集体剖腹自杀，这令美军惊讶并感到不解。曾留学日本的路易斯上尉解释说，将领们的剖腹是为了给士兵作出玉碎的表率。再则，最后的反攻已经不是为了取胜，而是让美军多出血，守岛指挥的责任已经无足轻重。如果美军认为这种自我毁灭毫无意义，日军会敬重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当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时，转而给自己实施最后一击是合乎目的和逻辑的，这就是武士道。果然，将领们留下遗书似的“辞世”使得兵士们倍受感染和激励。第二天，战场成为坟地，死亡成为精神的胜利。
为了形象地说明武士道，路易斯上尉不厌其烦地用日本将棋作比喻。首先，日本将棋不用颜色而是方向来区分敌我棋子。其次，被我方吃掉的敌方棋子可以放回棋盘成为我方棋子，为我方作战，这在将棋里叫作“打入”。打入给武士带来的困扰是不事二主的忠诚。为了避免进退两难的尴尬，武士选择玉碎，而不是耻辱，以成全名誉。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将其称为耻感文化，以相比西方的罪感文化。作为日本道德领域里的重要内容，耻感文化被日本军方纳入规范军人思想和行为的《军人敕谕》、《教育勅语》、《战阵训》，从而简化了义务系统，隐讳了伦理分析，使得道德变成铁的纪律和简单的规则。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南云忠一的玉碎命令能够得到整齐划一的执行；也不难看到接受自己命运的日本人已经没有思辨的负担，与其说他们是亡命，不如说他们是宿命。
武士道反映出日本冥顽不灵的民族精神，然而《太平洋的奇迹》的不同凡响在于，大场上尉不是传统的武士，而是新型军人。他知道“活着”的作用和意义都大于死；保护老弱妇孺比单纯与美军作战更重要。他的格言是“不是为死战斗，而是为胜利战斗”。除去传统武士的寡言、内敛、坚毅，他又是一个目光深邃、沉静多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随着失散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以及不少平民渐渐聚集到他身边，他已能带领４６名军人和２００名百姓坚持抗战５１２天。他们扎营在塞班岛中部的４７３米高的塔波查山顶的丛林中，顽强生存。194５年１１月２７日，原塞班第９独立混合旅长官向大场上尉发出投降的命令；194５年１２月１日，大场上尉率残部穿着由百姓洗补好的军装，举着军旗，唱着军歌，颇有尊严地走下山来。他们这种象征性的举措不代表着浮浅的虽败犹荣，而是安抚亡灵，毕竟他们将带着耻辱活着返回家园。当大场郑重其事地向美方交出军刀，此时已经是天皇颁布终战诏书之后的第１０８天。在塞班守军全军覆没时，大场上尉及同伙的抵抗能够如此持久，并给占领军带来如此之多麻烦，这无疑是太平洋的奇迹。
这一奇迹又不得不部分地归于美军路易斯上尉。路易斯可谓深谙日本文化，为了软化日本人，他主张播放日本民俗思乡歌曲；为了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路易斯建议劝降时不用投降两字，而是用停止抵抗。两个大尉，一个日本，一个美国，可谓珠联璧合。大场的建树是拒绝唯死的武士道传统，路易斯的功劳是他没有继续把日本人往绝望里推，因为绝望的结果只能是双方的毁灭。反之，他与大场谈判，留出后路和体面，太平洋的奇迹才应运而生。
对于武士道，不同战争经历的国家有不同的视点。美国人的问题是，日军何以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不投降，而是自杀？囿于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问题始终是，他们何以对放下武器，甚至依顺的中国军人如此残忍？《太平洋的奇迹》从美国人的视角给武士道作出了一些阐释，不知中国的抗日战争电影何日摆脱通俗的大众消费模式，也能根据真实事件让观众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
写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