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看中国书，还是多看外国书？周作人说中国古书要多读，书本是无知的，关键是读书的人要“通”，即具备一定的智识趣味。鲁迅说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编辑孙伏园特地要求他当年绍兴府中的老师鲁迅回答。鲁迅于是写了题为《青年必读书》的短文，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但是在附注里，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都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番看来偏激的话，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赞许，有人愤怒，有人不理解，比如诗人汪静之称赞这话是对中国学界警种的针砭，然而愤怒青年却要求鲁迅搬出中国――不读中国书的人何必住在中国。对于这些，鲁迅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里写道：“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辞。”
83年过去，鲁迅的“多看外国书”在读书界仍然时有争论。鲁迅用苦痛换来的真话过时了吗？。环视一下，中国有新意的书还是不多，挥斥方遒和深思熟虑的作家还是太少。就中国文学作品来说，王安忆痛心现代小说的堕落，“就像一艘沉船…… 它给我们提供的心灵世界的画面消沉而且绝望，不再有神话的令人兴奋的光彩。”就中国学术书籍来说，清华大学历史教授李伯重说他常常戒心重重，“不知此书所言是否可靠？是否有据？是否抄袭剽窃之作。” 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葛红兵断言：“中国20世纪作家中没有一个是创造了体系性思想的。”
暂且放下文化虚无的指责，外国书就比中国书好吗？在外国生活和工作的人知道，外国书首先量多且选择广，应有尽有，哪怕兴趣再偏窄的人也可以找到兴之所至的书。这说明外国作者思想活跃，也说明他们国度的文化自由。其次，他们的书探索求异的多，至少看问题的角度迥然有异。脉承希腊先哲，西方学人靠论证。密执安大学心理教授Richard Nisbett认为，西方人倾向于类别思维和逻辑判断。中国人善于循环思考。每当中国思想界原地不动时，中国学者就跑到外面浩瀚的书本海洋寻找营养。这正如鲁迅早年喊出的：“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
外国书是了解外国的窗口，也是了解自己的窗口。关于中国的外国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可中国人常常对这些书和作者嗤之以鼻。其实不然，虽然外国学者没有生活在中国，但他们的科学方法以及研究分析的严谨是国人达不到的。不读外国书，我们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比我们的有多么多。没有比较，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要了解中国，多看外国书。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窥见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它远不是我们自我认定的形象。对此，取舍外国书的标准不应看其是否 “抹黑” 中国，而应该看其是否言之有理。其实，外国书不见得非要对中国“友好”，书主要看是否讲真话，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开阔读者眼界，催人发思。
多看外国书可以让人感觉世界是相通的、人类是相通的。情感共鸣是世界公民意识的一部分。《泰晤士报》问温家宝总理在晚上睡觉之前最喜欢读什么书？温家宝总理引用了中外名家的一些词句，其中有郑板桥《咏竹》里的“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出自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 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 回答结尾时，温家宝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曾几何时，中国是看外国书的大国，马列著作堪称人手一册。今天，看外国书的中国人似乎比以往增多了。2008年入夏，全国各个城市的畅销书榜前五名里有一本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Meditations），说是温家宝总理常常把这本书放在床头，看了不下百遍。最近传说，温家宝又介绍了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看来这本书又快要上榜。只要国家领导人得风气之先，全国的老百姓肯定跟上。
其实，书籍本不该分国界，正如记者没有国界、医生没有国界。当中外书刊琳琅满目，当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决定是看中国书，还是外国书。只有这样，“读书才能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培根）。
注：Richard Nisbett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
写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