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谓是 芝麻开花：１９７８年时只有１６亿美元，１９８８年时为１９８亿美元，１９９８年时是１４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６年时竟达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如此之多的外汇 储备说明中国有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也表明中国对重商主义（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的独衷。重商主义产生于１６—１８世纪的欧洲，所宣传的是贸易顺差 论，即出口越多就越能为国家带来财富。金银或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和贮藏尽量多的金银和货币。作为最容易转换的中 介，金银货币最终用于富国强兵。中国目前的资本积累是依靠贸易出口和外资引进。前者是庞大的贸易顺差导致的外币流入，后者是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币流 入。两者的流入最后又转化成外汇储备。由于流行的硬通币大都是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７０％以上也是美元。
重商主义很能迎合中国人的保守持家心理，未雨绸缪也是东亚国家的传统文化。就像农民用储备粮抵御灾荒一样，国家用外汇储备抵御国 际金融冲击，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提高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能力。正因为如此，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一直比较充裕，甚至可以说是过量。按国际惯例，一个国家 的外汇储备是３个月，即外汇储备的最低限度够以支付进口和短期外债。对此，香港大学肖耿教授用赌场作了一个比喻。他说，游客进入赌场之后必须用现金兑换筹 码，然后用筹码参加场内的赌博或游戏活动。离开时，游客用所剩或所赢的筹码从筹码兑换台来换取现金。应用到中国，筹码就是人民币，筹码兑换台就是中国银 行，其收到的现金就是外汇储备。来中国投资的人越多，人民币发行就越多，外汇储备就越多。投资者离开中国时就需把人民币换取外汇现金。如果无法兑现，恐慌 会触发金融风暴，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贱卖资产给他们换取外汇。
外汇储备无疑是必要的，但并非越多越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一年的进口规模，是短期债务的１５倍。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已经足够 １５个月，其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最合适的水平。于是，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一个成本增加的问题。外汇储备的本质是对外国资源形成的购买力，这是因为进口中国商 品的国家用硬通币支付，这些钱必须反过来用在外国市场。外汇储备的持有（或者叫作闲置）本身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不可避免地降低资源使用效率。机会损失 还有下面３个。（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要被强加风险溢价，从而必须支付高昂的利息。（２）中国外汇储备７０％以上是美元资 产，只要美元贬值，外汇储备就会缩水，而美元汇率自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已缩水３０％以上。因此，美国国债市场的回报率不足２％。（３）中国因外汇储备过 多还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不但不能享受，中国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
中国外汇储备的问题不仅是成本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外汇储备的俱增吸引了世界关注，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压制中国贸易的口 实，继而造成政治摩擦和冲突。对于中国的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有喜亦有忧。在经历了经济衰退、股市崩溃、９／１１事件的连环打击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 家和地区用它们积存的外汇储备购买了许多美国债券。其中，中国动用了２／３的外汇储备，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投资国。换言之，是亚洲人在省吃俭用的同时向 美国人提供贷款，减轻了美国人存钱少、花钱多的苦痛，弥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经费）。但是，美国同时视中国的重商主义为一大威 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６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小心你的侧翼，美国！这篇文章反映了不少人的心理。该文说，由于兑换的固定比率，中国 购买美国的债券是保持其货币不贬值的宏大重商主义战略。再者，中国显而易见的潜在威胁是其猝不及防地抛售美元。一旦付诸实施，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进口成 本、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都将飙升，消费者将不堪重负。文章的作者叫彼得·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是美国加州大学商学教授。他警告说，无情 的重商主义者中国正从侧翼对美国展开包抄，包抄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已经危及美国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独立。
不管重商主义是贸易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过多储备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也许，有人会直觉地建议把多余的外汇换成人民币， 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如扶贫办学）。这咋听起来再合适不过，但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于国内市场势必带来不利。高额的外汇储备会改变人民币与外币的供求比例，推 动国内价格上涨，中国银行于是提高利率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５％，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缩水５００亿美元，这无疑 造成中国国民福利的流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继续放在美国国债市场呢？这无异于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最近，美元兑主要货币上升，兑欧元及日 元升至几年高位，这亦减弱了美国国库券的吸引力。因为美元上升令外资购买美国公债的成本增加，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下降。人们很难预料今后美元会持 续贬值还是升值，只能拭目以待。
温家宝总理在２００７年３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示“要组建一个外汇投资机构，这个机构是超脱任何部门的，依照国家的法律来 经营外汇，有偿使用，接受监管，保值增值。”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是好的思路，这类似新加坡的国家投资信托公司，即在做到有效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采取更进 取的投资策略，争取更高回报。中国计划将外汇储备的１／３用于投资。据说，这部分资金回报只要多两个百分点就能够给国家带来一年的教育经费。重要的问题 是，这个外汇投资机构有没有独立业务权和责任心、又有没有透明和公报制度。中国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名，公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虚位。鉴于以往大量国有 资金流失的教训，中国人有理由不相信政府，除非政府能够使人民满意。另外，中国的投资机构有没有风险控制措施和惩罚规定也同样是亟待解答的问题。否则，中 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当会在金融危机中毁于一旦。
中国外汇储备的将来走向如何？截止这篇短文，中国的有关部门还在大力吸引外资的流入。照这个趋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今后若干年内 还会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超过２万亿美元在今后５年内指日可待（彼得·纳瓦罗的估计）。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带来了上述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那 么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避免外汇储备今后的过快和过量增长？理智的回答是重商主义应该淡化。这可以从重商主义的两个负方面入手来解释其必要：
一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重商主义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一场零和游戏，生产和贸易的代价则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害。中国的生态危机和 资源匮乏已经是触目惊心，并且将成为长期的格局。中国每年花费一两千亿元以治理环境污染，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果。总起来看，如果将环 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在重商主义的驱使下，中国又不惜代价——破坏和污染自己的生态环境——以为了更廉价地出口。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力便宜，但劳力过于便宜反过来又使中国劳动人民处于比较劣势。重商主义是通过扩 大生产和压低工人工资来发展贸易，扩大生产会产生巨大的供给，压低工资又缩小了需求，这两者的不对称导致两级分化。由于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就这样，还常 有拖欠拒给的），中国劳动人民享受不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
淡化和抑止重商主义的有效措施应该至少包括３个方面。（１）贸易必须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两者的需求必须平衡。应该意识到，金银 货币的最终用途是为了提高生态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不是相反。重商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正好是本末倒置，特别是当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牺牲自己的幸福创造价值，但到 头来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一块土地。（２）中国的最低工资必须能够保障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生活水平。美前劳工部长、现任加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里奇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ｉｃ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工资总收入中数的一半（中国收入中数不详。按此，美国的是每小时＄７．５０）。中国虽 然有《最低工资规定》，但是形同虚设。在中国，没有最低工资作为起点，就没有工人进入中产阶级。（３）人民币需要相应升值。在这一点，中国已许诺要逐步让 市场力量来左右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相应升值可以相应提高人民的购买力。
最后，重商主义视国际贸易为一场零和游戏（即一国收益来自于它国的损失），但是目前的全球化和经济合作已经使其失去势头。的确， 东亚的“四小龙”曾经都是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可是它们也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缺乏智囊团和非国家组织的介入，因而总是显得不科学、 不经济、不均衡。重商主义已经证明不仅有失偏颇，而且有失远见。用什么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中国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思考问题。难怪英国前首相撒切 尔夫人曾说：“经济学是方法，改变灵魂才是研究目的。”
写于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