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简称“物权法”）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将于同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物权法》旨在确认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之如 此是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已经大势所去。中国工商联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民营经济所占ＧＤＰ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５．４％（其中内资为４２．８％，港 澳台及外资为１２．６％）升为２００５年的６５％（内资为４９．７％，港澳台及外资为１５％—１６％）。由于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和 政治力量，《物权法》以既往不咎的态度确定了他们的产业基础和既得利益。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宪法修正案写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至现在， 应该说私有财产不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忌讳，《物权法》在这个基础上把经济改革又进一步推向市场化，这无疑是好事。然而，中国农民却没有因《物权法》而 获得土地所有权，他们所获得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再次确认，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的拥有被遗漏在外是《物权法》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农民失去的 又一次良机。
根据《物权法》，属国家所有的物产包括城市的土地、郊区、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野生动植物资源。属集体所有的物产包括 国家所有以外和余下的土地。属农民私人的物产包括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农民对土地没有拥有，只有使用（使用权又叫作用益物权）。自上 世纪８０年代初实行集体土地有偿使用以来，政府即用行政法规形式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这种以承包合同为基础的农地使用关系曾经调动了农民长久被压抑 的生产积极性。究其原因，承包合同制度比公社集体化给予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土地资源很快被侵占滥用，农民的积极性由此而逐渐消失。人们不禁要问， 在集体的拥有和管理之下，土地何以得而复失？这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的物质形态是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但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主体是谁，却没有人能在理论上搞清。集体是一个抽象的集合群体，集体所有制不过是一个方便的语言表述，两者都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结果，集体所有制只是有名 无实的监护人，土地其实是少数领导以法人名义私有，又以自然人名义享受。另外，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既是集体成员权利的代理人，又是政府权力的代理人。这种冲 突的角色常常使掌权的干部在夹缝中任意追逐私利，哪怕有的是通过选举产生。再之，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非法出售土地牟取私利，又是因为他们握有缺乏制约的立法 执法大权，拥有基层的公监法同盟和地方势力和上层关系。
毫不讳言，造成农村土地流失的间接原因之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经政策。中央财政的高压税收导致县乡财政负债数额与日俱增，与日 俱增的负债数额又迫使县乡转向农民和他们的土地。任玉岭（２００６年第５期《民主与科学》）列出如下数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比重已由１９９３年的 ２２．０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省级财政所占比重由１９９４年的１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８％。县乡两级工作人员占全国７１％，而 财政供给仅占全国２０％，中央和省级工作人员仅占全国２９％，财政开支却占到了总开支的７９％（包括军事、外交等）。从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看，县乡财政负 担了全国义务教育支出的８７％，而中央、省仅负担２％和１１％。由此可见，在交纳上供后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向土地耕地开刀似乎是为了自谋出路。至 少，财政赤字给了地方政府大搞“圈地运动”以口实，使得它们招商引资、非法出租、变相买卖、最后养肥自己。
据ＢＢＣ消息，中国农村土地每年被占用４００多万亩，其中农民耕地所占的比例将近一半，年均１００多万农民会失去耕地。根据２００５年的《福布斯》统计，中国最富的５０人里，一半以上是靠房地产致富。就在《物 权法》发布之后，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发布的２００６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通报显示，去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 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土地面积，都较２００５年有大幅上升。其中，当年新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当年发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积上升幅度更 大。这一切不禁使人怀疑《物权法》对将来的土地违法到底有多少约束作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是两回事。２００６年土地违法案件的增加是发生在２００４ 年私有财产入宪两年以后，对宪法竟敢如此不重视，何况人大的一个法律。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到底有何法律保障？农民能够以平等身份参加集体经济的决定吗？“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使用权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等于一句空话。更加糟糕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依无靠、水深火热、穷苦交加。根据中 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道（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９日），中国１９８４年基尼系数为０．２４，到２００４年已达０．４７。该报于是惊叹基尼系数何 以在２０年间增加一倍，发问贫富差别的症结何在，又该如何治理。
贫富差别的症结无疑是众说不一，但对于农民来说，没有对土地的充分掌握是他们贫困的根本原因。农地使用权与农地所有权的分离制造了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模糊的集体所有制概念又使这一真相得到了掩盖。尽管《物权法》规定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侵害权益的 决定，但在诉求权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只能流于空泛的口号。另外法院投诉程序的耗时、费用、繁杂是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和痛苦，农民只好放弃法律渠道，默默忍受厄运的结果。中国农民是对前途最没有把握和信心的悲观群体，又是政治上最孤立无援的劣势群体。改变这种境况需要尽可能地缩小 农地使用权与农地所有权的间隔，以致最终实现土地私有制。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便根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从土地使用权到土地拥有权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其 过渡肯定是漫长、艰难、又充满阻力。
市场经济是以交易为纽带的经济形态，而交易是以物品产权作为前提。当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他们会有安全感和责任感，能够激发无与伦 比的热情和积极性。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积累又使农民具有相对的安身和安生，因此会放弃去城市打工谋生，从而减轻对城市的压力。兴旺的农村同时提高农民就 业，甚至吸引城市人务农。同时，相对的高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扩大了农村销售市场，这又反过来促进工业经济。土地私有能够赋予农民讨价还价的力量。如 果不愿务农，他们可以与征用土地的开发商直接进行谈判，并用市场价格出售，因而可以换来资金用于转行投资和子女教育。土地私有可以减少外部势力对土地的侵 占、哄抢、破坏、拆迁，这是因为农民会用生命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不得不学会用法律手段抵抗。土地私有还会让农民对未来形成稳定而长期的预期与计划，提 高使用效率。最后，土地私有会极大地增强农民的主观能动意识，促使他们努力掌握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归根结底，土地使用权是治标，土地拥有权才是治本。
土地私有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伦理和社会正义的问题。《物权法》里的物权是指财产权。私有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 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不仅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权，还关系到公民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一旦社会认为财产不像上 帝的法律那样神圣，暴政和无政府主义就会开始。私有财产必须是神圣的，否则自由不复存在。”从人格尊严和自由的角度看，物权应该是包涵性的，而不是排斥性 的。它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每个人对财产都有天生的拥有权利，不论职业（如工人或农民）或地区（如城市或农村）或其它（如种族、性别……）。正因为如此，宪法 着重保护公民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而不仅仅保护财产本身。私有财产可以有多有少、因人而异，但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力（物权）却必须人人享有、人人相同！土地使 用权是可以剥夺的“特许权力”（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土地拥有权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力”（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物权的实质是人权。
私有土地是农民休戚相关的财产。它使农民得以自由地耕种，又给予农民倍增的信心和力量。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说：“正如 人有权力拥有财产，财产也是人的权力。”说到物与权，人们或许联想到物质—金钱—政客的腐败。这到不失为真，可只是事实的消极方面。这里所说的权力是财产 赋予农民生存的动力。农民通过分配获得土地，又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又通过法律享有劳动结果。从这一点出发，私有财产权实际是自由权和生命权的一个表现和延 伸，它保护一个人或一家人不被奴役。奴役就是剥夺自由，保护自由就必须具备财产，保护财产就必须不让他人占有。的确，政府的福利、资助、救济和减税可以帮 助穷人，但最有效和最根本的办法是给予他们财产权，从而使他们对政府的依靠逐渐减少。说“给予”其实是错误，因为人生来已经有自然赋予的财产权。自然法学 主义认为自然法律高于政府法律。由于政府法律是人制定的，而当人法在道德上不正确时，即不符合自然法时，不正确的法律便根本不成为法律，人们也有权力不执 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必须首先保护自然所赋予的财产权。
用法律保障权利对于穷人是如此重要，以致联合国设立了“法律扶贫组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以从法律授权方式上帮助地球上的穷人脱贫。穷人之所以穷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确保的土地权，因而 无法决定种什么、种多少。穷人又没有明确的土地证，因而无法抵押土地用来赊帐贷款、出售转让。反过来，没有法律保护的穷人时常受到政府部门、公司和其他人 的干涉和侵害。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授权可以让农民有权拥有、经营、继承、抵押、入股、转让、收益和处置土地。阿根廷的一个长达２０年的调查报告表明，有财 产法权的穷人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土地改革、均分土地谈何容易、异想天开；也有人会指出中国的一些国情太特殊以致不能私有化，比如人多地少，农 民私有土地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土地会囤积居奇，粮食危机……不管怎么说，这些话里没有一个可以当作理由拒绝农民对土地的拥有，也没有一个是不能解决的问 题。首先，这好比是说：“不给你权力是因为你不知道权力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试想你被他人这么指手画脚，你会作何感想？其次，日本、南韩、台 湾和拉美一些国家已经有许多经验可以借签，包括地理的客观条件。技术的发展已经允许机械化在小农地作业。囤积居奇可以通过国家监督解决。粮食危机不是不可 能，但中国对进口粮的依靠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土地的具体再分配和私有化，由于精力有限，也不愿拉长篇幅，这里暂且放弃分析此事。不过有几点在此需要澄 清。土地私有制并不意味着贫困的彻底消除。它所能做的是提高消除贫困的可能性。在真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试图保证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土地私有 制也不是所有的土地私有。美国这样大的土地私有制国家有２５％是政府的土地。土地私有制也不是绝对的权利（没有任何权利是绝对的），国家可以根据大众利益 予以调节甚至限制。
经过思想启蒙教育的人都相信人有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人被划分为不同类别（如工人或农 民、城市或农村，恕又重复）从而享受不同的物权和待遇，人的自然权利被剥夺。当公有和私有财产得到平等保护，财产权的确立和保护对于穷人来说更为重要，哪 怕那财产是多么的微小。财产对于富人的边际效用是奢侈品，是递减；财产对于穷人是必需品，是生存。一点可怜的财产是穷人的命根，但在富人眼里却根本微不足 道。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周为民说，由于财产对穷人的意义比对富人的意义重要得多，其生死攸关的严重性质在穷人那里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尖锐，更加没有回旋 余地。如果就这样一点财产还被任意侵犯剥夺，穷人等于是被逼上了死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中国农民时常被政策的制定搪塞而过，被政策的执行敷衍了事。正义 的被推迟是正义的被否定。可怜的是农民对此已经习惯了，可悲的是其他人对此已经麻木了。中国农民为夺取和维护政权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尚未获得自己的根本解 放。中国欠农民的太多了。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农民不能只是听天由命，他们必须争取解放。如果想改变祖祖辈辈当佃农的地位，中国农民必须参与政治，必须学会 用宪法给予的权力把自己囊括进宪法的保护，就像美国各个少数民族通过斗争逐渐把自己纳入宪法第１４修正案里的“法律的平等保护。”同时，对于《物权法》的 主要获益人新兴中产阶级来说，帮助在这大地上生息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物权法》是对私有财产制的一个促进，但愿这个 促进作用至少能把土地私有制提到议事日程上，以使农民不致被《物权法》的欢呼声所湮没。
写于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