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鼓浪屿应该是寄思的地方，何来反思。看到本文的标题，你也许会这样想。不错，一个悠闲恬静的小岛犹如世外桃源，让人魂牵梦绕。午后斜阳时，在鼓浪屿幽深寂寥、藤蔓交错的老旧洋楼巷子里，我其实也试着去品味何为暇逸休憩、何为思古幽情。可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袭上心头，而且不由分说：为什么到此一游的人如此享受美轮美奂的外国建筑，竟没有或不愿想到它们是殖民者的遗留，是丧权辱国的象征。如果想到，为什么这些游客并没有因此沮丧或气愤。相反，他们全然不顾，早已陶醉在 “忘我中华”的意境中。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没有经过一次正式谈判就签订了《南京条约》，全部承认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偿鸦片烟费、军费、商欠共2100万银元。以后，12个国家陆续来到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商馆、银行、教会，同时建造公馆别墅。大量早期出国谋生并衣锦还乡的华侨也纷纷来到厦门，并选中了鼓浪屿为牺身之地，在此投资兴建离宫别馆，把得意和梦想留给子孙后代。1942年12月，日本占领鼓浪屿。抗战胜利后，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才告结束。
如果按照常例，鼓浪屿这样一个昔日殖民地应该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环望四周，我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宣传抑或提示。回到旅馆，我打开美国归正传教士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1912年所著的“In And About Amoy”（《 厦门方志 》），专门看了一下该书对鼓浪屿的描述。鼓浪屿在当时远不是今天的天堂。英国兵1841年开始驻扎该岛，遍地荒僻，卫生条件极差，数以百人患病。直到1860年以后，外交官、传教士、商人才纷纷踏上鼓浪屿，大兴土木、投资建设。1903年，鼓浪屿成为国际公共租界。清朝政府以为，把鼓浪屿设为公共租界（相对于专属租界）可以使列强为各自利益争斗，清政府因此可以坐收“以夷制夷”之功效。谁知，这些国家反而联合起来，设“工部局”进行自治，从而一改殖民地不容它国染指的状况。工部局每年召开大会，讨论财政开支、行政管理等事项，俨然民主平等、井井有条。毕腓力还重笔描述了1908年美国舰队访厦的空前盛况和清政府的慷慨款待，却没有对《中美望厦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表示任何悔悟。殊不知，美国是兵不血刃地获得了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而得到的各项权益。尽管如此，毕腓力也道出了一些客观事实，即教会、学校、医院、运动场、书局和出版局是通过租界进到中国，进而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
根据费成康（注一），鸦片战争后的60年，列强们在中国开辟了25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租界是帝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居住，并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对租界的普遍联想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租界里肯定有这种歧视，但租界的全部内涵不等于“华人与狗”的歧视。租界也有积极的作用，而这些积极的作用值得肯定。
就拿西方音乐来说，西方音乐与基督教有着极大关系。1844年11月11日，一改120年的明朝禁令，道光批准天主教驰禁。尔后，耆英又将驰禁范围扩大到基督教的各教派。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方音乐开始涌进鼓浪屿，造就了鼓浪屿今日的音乐传统，培养出周淑安、林俊卿、殷承宗、陈佐煌、许斐平等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同时，传播进来的西方教育、知识、宗教、学问、报刊、出版、翻译使近代中国人受益匪浅；一些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更使当时的年青人倍受震动，转而怀疑传统，走向革新。据说从1895年到1898年期间，全国共创办了近40家新式报刊。这些报刊外加学校、翻译馆、出版机构大多设在租界。鲁迅就曾在上海租界生活过，其内的近代民主科学文化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二字就来自于“租界”两字。另外，租界在不同程度上抵制和减轻了封建清政府对新党和革新人士的迫害。这些革新人士包括康有为和黄遵宪。当时，政治犯不引渡在西方已经成为惯例，租界于是不仅成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地，而且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避难所和战争时期难民的庇护所，就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选在上海的法租界举行。党代会后因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撤走浙江嘉兴南湖。
美籍印度学者Dinesh D’souza曾著文肯定殖民主义的先进地方。他在“Two Cheers for Colonialism”一文里批驳了两种流行说法，即（1）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致富，（2）贫困国家如未被殖民化会更好。对于第一个说法，D’souza说，西方之所以富是因为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是这些国家变富以后的结果，而非当初致富的原因。当然，殖民地以后为这些国家逐渐增添财富。对于第二个说法，他用200年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作为例子并指出，贫困国家是因为殖民化变好，而不是变坏。的确，殖民主义给当时的那代人带来痛苦和耻辱，但它给他们的后代带来益处，如文化、学校、法制、廉政、工业交通基础建设，农业灌溉。那时，整个印度都是英国的租界。按D’souza的结论，殖民者播下了现代文明，但殖民者的初衷并非如此。不言而喻，他们的初衷是侵略，其余的都是意料之外的结局。
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熊月之把初衷和结果的不和谐现象归在他的“租界双重影响”理论。 熊月之认为，西方一方面用租界侵略中国，一方面借其传播资本主义思想；前者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化，后者刺激了中国觉醒。这种双重性是由租界和清政府矛盾的两个方面决定。其一是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即西方侵犯中国主权，是非正义的。其二是先进资本主义和落后封建统治的矛盾，即西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晚清革命的工具，以及新思想传播的中介。
道德和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地对立，历史也是如此无情地不以人的道德、意志、好恶为转移。我们只能承认它，而不能强加它。当然，西方和当时的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互相依赖关系。毕腓力举了一个例子。1900年，厦门码头清兵因不获清府拖晌准备起义。美领事约翰逊亲访叛兵，并掏出私人一万美元安抚了事，获得清政府感谢。说来有趣，清朝政府也设立过租界。那是在朝鲜的仁川和釜山，用于通商贸易及驻军。
复出旅馆，我回到“万国建筑”，此时夕阳西下。那些昔日领事馆和住宅外墙上的名字，有的依稀可见，但已锈迹斑驳；有的无影无踪，但沧桑如旧。我想象当年的岛民是如何诅咒这些殖民外来者。事实上，当地人憎恨的是躲入租界保护又寻滋闹事的本国地痞流氓和军阀。
余秋雨在“跋涉废墟”谈到夕阳下的残柱、荒草间的断碑。他感叹，圆明园式的废墟是毁灭、是葬送，但是我们的生命又从废墟中走出，因此，既不会自卑，也不会自傲。有一个区别：圆明园是殖民者给予中国的灾难，其后果是抢劫一空，用余秋雨的话，是“惊人的沦落”。 鼓浪屿却特别，它的有些庭院因年久失修显得破败（注二），野草依墙而摆，但是垂落的树须和异国情调的房檐、阳台仍透出幽雅气质。鼓浪屿是殖民者给予中国的“礼物”，结果是一份遗产。鼓浪屿不应是诅咒，而应是寄思的地方。余秋雨把废墟当作悲剧，悲剧是把血淋淋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相形之下，鼓浪屿和它之上的外国建筑不是废墟，也不是悲剧，而是被视为成就和美景，引来今日无数羡慕的眼光。
清政府讲阴师而阳为之，即阴奉阳违。清政府后来有限的改革是效仿西方，但是不公开承认。出于民族意识和面子，阴师而阳为之其实也存在于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如今，不少中国人心仪向往的地方是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广州、厦门，当然还有香港。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干净的环境、绿化的街道、市民的遵纪守法都是上乘，之如此又是因为它们曾是殖民地。我们对此只是心照不宣、讳而不言罢了。不过，我们有权力或有必要去要求游客具备深刻的爱国意识去游览、审美鼓浪屿吗？去过厦门的人都知道当地的政治气氛很淡，这也是为什么鼓浪屿上缺乏或没有爱国教育和政治教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指出，厦门人重视子女教育、英语教育和音乐教育，而这恰恰是较早接收西方文明的表现。当人们尽情于美好的事物时，谁还在乎过去的痕迹或伤痕。
落日余晖开始笼罩起小岛。听说鼓浪屿的人均钢琴拥有率为全国第一，是“音乐之岛”。 又听说每当黄昏，小岛随处会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可是今晚，空气中没有任何琴声，却是风声充斥双耳。我搞不清这海风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也搞不清是否东风能够压倒西风，或者西风能够压倒东风。只见数家合住的洋房院落里晾晒的衣裳在风中摇弋，宛如万国旗帜。再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迷人的鼓浪屿仍会令人迷失，但还会令人反思吗？
注一：费成康，《中国租界史》，1991年。
注二：“年久失修”听起来顺理成章。其实，年久不见得一定失修。美国南卡州的查理斯顿城（Charleston）有着比厦门还长的英国殖民史。由于爱护和修缮，它的古老民居建筑和教堂明显尤胜鼓浪屿一筹。
写于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