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在“中非合作——对付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的非正义利益同盟”（华夏快递０６－１１－１３）说中国向非洲的投资和贷款是政治收买，旨在抑止非洲国家对中国人权进行批评。就所举事实而言，这话说得不错；但就所得结论而言，这话说得不全。中国向非洲的投资和贷款是能源竞争，旨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实属正常，因而无可厚非。常常是，合作的经济目的浅而易见，人们因而避而不谈。合作背后的政治目的讳莫如深，因而引人想入非非。
过去十年以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９％，国际贸易额增加了５倍。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能源和市场。在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４年之间，４０％的全球石油需求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奔着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赤道几内亚是为了石油，奔着刚果和赞比亚是为了铜和钴，奔着南非是为了铁矿石和白金，奔着加彭、喀麦隆和刚果—布拉札维是为了木材，奔着其它非洲国家是为了棉花。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已经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０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０亿美元，有说２００６年将上升到４００亿美元。
合作是互利的，否则不叫合作。非洲以原料换来中国的援助、修建工程、贷款和信贷。如何清涟指出，中国将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免除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债务。中国还保证“３年内要在非洲建立３到５个经贸合作区，为非洲培训１万５千名各类人才，派出中国专家，提供药品，并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３０所医院、３０个抗疟疾中心和３百所农村学校等”（这里和下面直接引语均出自该文，除特别注明）。当然，中非合作附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条件，即中国是联合国里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目前已有４８个非洲国家响应并遵守北京的要求。最近抛弃台湾，承认中国的国家是乍得、塞内加尔和利比里亚。这 些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自然不愿也不敢批评中国人权，中国自然不愿也不敢批评非洲人权。合作的最低限度是只要有利可图，互不得罪。高举人权大旗的美国和它的盟友当然也不在例外。
如果往前追溯，１５世纪的中国皇帝遣使航行到远至莫桑比克的南非，装满丝绸而去，携带长颈鹿而归。冷战时期，中国赴非洲修建铁路，架设桥梁，建造医院。那首《医疗队员到坦赞》的歌依然索绕耳际。应该看到，今日的中非合作非同冷战时期的中非合作，即不是“又师当年毛泽东故智，将友谊之手伸向了远隔天涯的非洲国家。”当年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是结成反帝联盟，以抵制西方对非洲的影响。今天是出于自我生存，目的是结成利益联盟，以在世界能源竞争的混战中争夺一席之地。
国际关系有两大理论组成：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何清涟的文章基于理想主义，即人权道德。现实主义关注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有两项重要假 设：一是人类天性的自我中心，二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即国家之上没有足以约束国家互动的威权。基于此，国家是为自身利益行动的理性行为者，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自身安全与存续。坦率地说，中国走出了僵化的政治划线和自我封闭的境地是一件好事；中国把国家民族利益纳入到国与国交往的首要，敢于同西方并驾齐驱、并能够与欧美大国竞争应该值得肯首称道。
的确，“中国目前本国尚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几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退休职工一万多亿巨额养老金…”，国家完全不应舍此及彼，特别是当中 国外汇储备达到万亿美元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需要３个月的外汇储备用以支付进口和短期外债，这是最低限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１５个月。如何解决过多储备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把外汇（７０％是美元）换成人民币扶贫办学听起来再合适不过，但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于国内市场势必使人民币升值，因而影响出口。有人算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５％，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缩水５００亿美元，这无疑造成中国国民福利的流失。如果用外汇采购国外制造的、国 内急需的教育、医疗、环保、生产、农村基础设施等物质和设备，这同样听起来不错，但对于亿多贫困人口、几千万失学儿童和退休职工并无多大直接益处。比较而言，将如此多的外汇用于非洲战略性投资则显得利多弊少。
用现实主义替中非合作说话并不意味着忽视人权道德，或开脱中非对相互人权负有的责任。人权超越国界，但人权与利益两难全。中国的确需要一场欧洲文化思想启蒙，普及自由人权意识，由下而上地推动政府改革。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很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工业改革，由上而下，富国强兵，先物质后思想。 另外，欧美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也并非不带嫉妒成分。不管中国在非洲如何投资，欧洲在非洲的贸易额仍然最大。中国次于美国和法国，排第三。美国对非洲的石油依 赖也愈来愈重。在未来十年里，美国２５％的石油将来自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利益冲突引发观念冲突，观念冲突反过来强化利益冲突。非 洲历来是原料混战必争之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殖民瓜分中，非洲国家失去的不仅是原料，而且是人权（奴隶）。非洲和中国有共同的被殖民被剥削的经历，因而在观念上有相同的地方，即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在能源混战的今天，中国不是捷足先登，而是步欧美后尘。出于经济利益而进行组合与合作古来已有，合纵连横即结盟早在春秋战国就已存在。可叹的是，几千年过去，中国的组合与合作方式仍然如旧，即基本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个别组合和单独合作，其形态是平行的。当今世界的组合与合作趋势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比如欧洲同盟），其形态是垂直和交叉的。相比之下，中非合作显得不仅原始，而且单薄。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不是孤家寡人，至少是形单影只。全方位的和条约性的同盟对中国来说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如前所说，将中非合作全部内容归结为非正义利益结盟有失全面。单纯用价值褒贬衡量国际利益合作不是行不通，而是行不远。其实，如果提及非正义利益结盟，美国应是巧取豪夺又花言巧语之最。其个中案例不必细说，但个中原由则不说皆知——强权即公理。对中国来说，是等人权状况好了才进行海外合作（如果人权 能等好的话），还是通过海外合作促进人权？选择是后者。中非合作以及任何合作都会将中国政府和公司放置于国际准则之下（工人待遇、环境保护、政府透明 等），继而迫使中国政府和公司改邪归正。
最后，该文说：“孔子云：君子相交以类。物以类聚，只要看看中国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做‘朋友’，双方结成非正义同盟的基础是什么，就可以明白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在中非合作上，应该说中国当局是个务实灵活的政府。１９世纪英国外交部长和国务政治家帕默斯顿（Ｌｏ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曾说：“国家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国家只有永久的利益。”在君子和小人更加频繁互换的２１世纪，这话仍然没错。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