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北美和欧洲，有居民的地方必有教堂，有教堂的地方必有居民。然而，不同的居民去不同的教堂，尽管信仰大体相同；不同的教堂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尽管宗教基本一样。我走马看花地去过一些基督天主教堂，也无所适从地生出一些想法。依我之浅见，基督天主教堂大体有两类—压抑型的和宣泄型的：压抑型的迫使人去内省，平衡心态；宣泄型的促使人去释放，抵消不平。这两种教堂产生的两种心理效果，引向两种不同的社会功能：前者是维持社会现状，后者是寻求社会变革。
压抑型的教堂
压抑型的教堂在时间上多为久远，在建筑上多显壮观。一些著名的教堂气度恢弘、巍峨多采、富丽堂皇，在世界美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比如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 这些教堂在艺术功效上有几点共同之处。一是教堂中央高达百米的圆形穹顶，上面均绘以精美绝伦的画像。二是教堂内外造型各异的人物塑像和墙壁上镶嵌着的浮雕和圣像壁画，可以说每一座教堂都是一座宗教艺术博物馆，荟萃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和艺术。三是教堂建筑和艺术所制造出的宏大、安静、神秘的气氛。这大概是教堂设计者的本意，即用建筑的风格与形式诉求一种美，表达一种理念，激发一种心理效 果。
我去教堂都是以参观者的身份（至今还是无神论者，说此话时，自己不知是自豪还是自愧）。每当走进静静的大教堂时，光线骤然暗淡下来，心理不免有点异样。稍后，窗户透射出的微弱光线显得朦胧又柔和，好象让你从容放心。宽敞的大堂和坚厚的墙壁让你感觉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境地（或者“净地”）。高高的天穹仿佛接通了天界，你会觉得自己慢慢升华。总之，教堂给予人的心理效果是神圣的、威严的、震撼的。这种心理效果的产生又是自然的，不由自主的。身临教堂其境，人就显得格外的渺小，杂念也就因之敛退，一种负罪感便会萌然而生。负罪感就是教堂赋予人的启示。
所说的“负罪感”不是指人刑事犯罪后的赎罪感觉。杀人惯犯没有负罪感。但负罪感使杀人犯放下屠刀的事不是没发生过。最近一例，２００５年 ３月１２日美国亚特兰大市一个叫Ａｓｈｌｅｙ Ｓｍｉｔｈ的女子，被枪杀２个人的在逃凶犯Ｂｒｉａｎ Ｎｉｃｈｏｌｓ劫持绑架７小时。其间，Ａｓｈｌｅｙ Ｓｍｉｔｈ不时向劫持者谈上帝，并向他读一本宗教哲理的书《标杆人生》（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Ｌｉｆｅ），结果使其受到感动。软化了 逃犯最终放走人质，放下武器。这样的例子当然少有。对一般人讲，负罪感是指人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行为的过失感到懊悔。由此可见，负罪感是内疚感。 负罪感对于虔敬的信徒是怅悔原罪。对于像我这样的非信徒，负罪感则是压抑感。这是一种健康的压抑感。它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能使浮躁的心情获得宁静，能使轻狂的心态变得庄穆。压抑感同时是约束感。它不仅能使人克制妄想私欲，而且能使人反思反省。美国的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Ｖｏｈｓ教授多次做过负罪感的心理调查，她的结论是：负罪感是我们社会的一件好事。它能束缚人的妄为。
西方是负罪感，东方是羞耻感。东方典型的教育方法是靠不凡中的平凡和平凡中的不凡打动人心、激励决心。在榜样的感召下，人们去发现自己的差距，然后迎头赶上。眼泪（哭哭涕涕）表示感动的程度，也是行为的转折点。这种教育方法的最终期待是受感动者的回报。当小孩子知道父母艰辛茹苦，他们便会报答以发愤读书。当群众看到领导身先士卒，他们便会报以奋不顾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中国思想教育的双管齐下，即堂而皇之的道德灌输和恻而隐之的人情感动。道德灌输贯于政府、学校、媒体，体现在政治教育；人情感动溢于文学、文艺、影视，体现在文化宣传。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模范人物／事迹——从非凡的英雄如董存瑞到平凡的劳模如石传祥。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令人向上的时代（注）。红旗、鲜花、蓝天、白云．．．这些情景仍使我向往、激动，可惜那个纯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理解了孔子为什么要克己复礼要回到周朝。复辟不见得就是坏事。
其实不管西方的负罪感还是东方的羞耻感，有其感觉的人是有责任心和有自律性的人。这样的人常想到的是我该做些什么；没有这样感觉的人常念到的是我该得到些什么。正因为如此，东西方两大文明有相互学习和借签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我曾经到过香烟缭绕的佛寺大雄宝殿去寻找上述感觉，可惜找不到。如果说宗教的力量是无边的，那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者使人因敬畏而谦卑，后者是使人受鼓舞而仿效。
俱往矣。中国今天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了，取而代之的是贪官污吏、是非混乱、物欲横流。在东方文化无法自我更新、政府的空洞说教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有什么再能激起中国人的崇高思想？有什么再能点燃中国人的伟大情感？有什么再能恢复中国人从容的生活和安恬的心境？答案是宗教。只有宗教才能启发负 罪感，只有宗教才能救中国。不是吗？自民国以来，蒋介石试过新生活，汪精卫试过新文化，毛泽东试过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试过反精神污染，江泽民试过反和平演变。该试的都试了，试过的都失败了。归根结底，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
“宗教救国”不是新论，西方传教士早在几世纪前就散布这一说法（尽管有的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国内的一些有识人士也大力提倡这一尝 试。人们作出选择，也常怀疑自己的选择。权衡后的怀疑需由最后的选择验证，所以怀疑起码应得到一次选择的机会（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ｄｏｕｂｔ）。宗教救国作为最后一个机会实在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出于没有选择。的确，在一切都是权宜之计的中国，人民需要一种永恒的东西，即一个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在一切都是权钱交易的中国，人民又需要一种至上的东西，即一个经久不衰的道德权威。换句话说，道德没法靠意识形态灌输、维持，道德也不应由国家政权操纵、左右。
宣泄型的教堂
宣泄型的教堂不如压抑型的教堂那样巍峨壮观、年代悠久，但它们平易近人，随处可见。相对于大理石，这些教堂大都用砖木结构，建筑设计趋于简单，容量也小。耸立的钟塔和白色的十字架常是社区里较为显眼的标志。悠扬的钟声使这些教堂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随处可闻。推门而进，宽敞明亮的大厅首先进入眼帘，再抬眼是大厅尽头的讲台、祭台。环视一下周围，看到的是大厅两侧的走廊和色彩斑斓的玻璃花窗。就一般教堂的典型布局而言，直截了当、一切从简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当然简单和简洁是丰富内涵的最好表示。宣泄型的教堂对于一个不经心的参观者来说大概就是如此。
不同于上述教堂给人压抑与幽暗的感觉，宣泄型的教堂给人的是开放与明朗的感觉。仅就宣泄来说，没有任何教堂比美国黑人教堂更甚。首先，黑人牧师对圣经的解释趋于宽松。其次，黑人教徒们不象白人那样拘谨。在他们的教堂里，你可以看到唱诗班手舞足蹈、放声高唱；你还可以看到听众们有的挥舞双 臂、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泪流满面、有的狂呼狂叫。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中世纪的君主和工业时期的统治阶级用宗教作为鸦片，压制人民的觉悟，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作为长期受压迫和歧视的群体，黑人去教堂不是为了感受压抑、寻求忏悔。他们去教堂是为了释放忧抑以达到精神解放。置身于他们之中，你会被 感染，会情不自禁。在他们的教堂里除了砸碎锁链的兴奋高亢，你看不到鸦片的任何消沉迹象。
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在教堂的领导下进行的。民权的实质是平等，平等的思想体现在没有等级之分的基督教（比较一下把人分成各种等级的儒教）。传教士马丁路德金以上帝的名义呼唤社会正义感，被唤起的大众又转而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在６０年代通过系列法律，取缔了种族隔离制度。由此可见，基督教里的平等理念被用来代表社会里最高的民权理念，也是高于政府的自然法律。作为社会变革的契机，它不仅帮助提高了黑人少数民族，而且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理，教堂也可以强化中国弱势群体，为他们增添力量，使他们的社会要求更加合理化。这一切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革。
高速工业化的中国令人欢喜令人愁。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忍受着屈辱和歧视，涌进各地城市打工。他们似乎处处皆有又处处皆无。“皆有”是指白天打工的穷苦大众数以千万计；“皆无”是指晚上歇工的他们无书籍可读，无学校可进，无教堂可去。这与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当经济不好时，大学入学率反而提高，因为失业工人需要进校补充、提高、或更换专业。没有这种福份的中国失业工人农民只好在寂寞中消磨时光，而他们心理上多么需要精神补偿、心灵慰藉和情感震荡。教堂是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物化形态，这些天涯沦落人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洗涤俗念、溢放忧郁的憩地和一个供他们朝觐的圣地，如此简单，仅此而以。与愿望相反，当我们环视四周时，目及之处是拔地而起的政府大厦，豪华奢侈的公馆楼阁，唯独缺少教堂。如果杜甫今在，他会说出：“安得教堂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一点可以预言，中国教堂多于政府大楼之日，便是中国道德开始恢复之时。
再回到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说，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原文段落：“宗教的苦恼同时是对真正苦恼的表达和抗议。正如为低沉带来生气， 宗教是被压迫人的叹息，宗教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真正的快乐需要废除宗教的幻觉快乐。与其废除对实际的幻觉，不如废除产生幻觉的实际。” 这引自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是指生活于困苦中的人民无法获得真实快乐，只好求助宗教、求助来世。宗教确有心理疗效。问题是鸦片无法根治伤痛，它只让人民暂时忘记痛苦。更糟糕的是，人民忘记的不仅是痛苦，而且是谁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最后，马克思指出给人民带来痛苦并给人民提供鸦片的均是统治阶级。
我引用此段的用意是想说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真正理解并且按马克思主义行事。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大众丢掉统治阶级灌输的幻觉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它的目的是推翻统治阶级。如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统治阶级，而不仅仅是执政党。统治阶级的福利又是建立在众多中下层阶级的痛苦之上。中国工农大众缺乏生活保障，又缺乏畅通的法律渠道去诉苦，更缺乏能赋予他们精神慰藉的宗教。如果说马克思至少肯定了“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和统治阶级给予宗教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今天作为统治阶级还不如过去的帝王将相，因为他们只给人民制造痛苦，而不为人民提供鸦片。他们对工农大众 的物质需求漠不关心，又对他们的精神需求不屑一顾。人民获得哪怕是鸦片式幻觉快乐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宗教与中国
以上所言并不是说中国没有一点基督天主教。中国有基督天主教，也有教堂，也有信徒。中国人民也有一定的宗教自由。中国的基督天主教问题是形似而神不是。究其原因，中国政府对外来宗教的管制、限制、干涉实在是太多、太广、太深。正因为如此，外来宗教在中国根本没有扎根过，根本没有自由过。上面说到国内的一些有识人士也看到宗教的精神慰藉，即压抑型教堂的冷却作用，但中国官方看到的和害怕的仍是宗教的凝聚力量和鼓动功能。在政府眼里，宗教意味着结社，结社意味着谋反、暴乱。另外基督天主教一直被政府看作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签于此，中国政府始终视宗教为威胁，其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反感、怀疑、惧怕。
以上所言更不是说中国政府应投资宗教、兴建教堂、雇佣牧师，从而把宗教当作统治人民的实用工具。相反，以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政府应宽容、 开放、脱离宗教。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应是并存和分开的的关系。就中国的国情来说：（１） 政府不应阻止国内教堂与国外教堂的交流往来（包括与梵帝刚建交）， 因为西教本来就是外来的。国内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治、自养、自传）已使宗教走形 。（２） 政府不应对宗教妄加任何价值判断或恶名，如迷信、 邪教、帝国主义势力之类。政府应让人民自己去解释宗教，毕竟人民创造了宗教、也创造了政府。（３） 政府不应以“结社”的名义或“成员”的嫌疑随便判罪 （ｎｏ ｇｕｉｌｔ ｂ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即仅仅依据个人加入某非官方宗教组织，而不依据其具体行为判罪。中国古代先哲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清净为天下正”和“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只有在宽松和敬畏的环境里，有恻隐之心的人会扪心自问；有羞耻之心的人会闭门思过。总之，让人民自己 管理自己，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最终人民会自己解放自己。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你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叫人信教吗？不是。我说来说去只是想叫人允许信教。同时我也是只想说明不可不信的重要和不信以后的结果，而这主要是就现在的中国社会而言。今天的中国是人心浮躁、人心涣散的中国。奇怪的是，政府不反躬自责，却放任自流。中国除宗教外没有其它出路，因为它已到了只有唤起神感才能保持良知的地步。对于宗教，中国不应再有患得患失的顾虑。中国只会失去锁链，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皈依的选择是个人的，有时也是痛苦的，但这不是我想涉及的话题。
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个不信教的，凭什么对宗教说东道西。我虽不信教，但我能理解并尊重信教的那种不舍的追求；我虽不信神，但我能心往神驰宗教内的民主思想。我虽不祷告，但我相信能够自己拯救自己的人也能够拯救自己的国家。
宗教救国的前提是个人有能力反思反省，感受宗教的启示。明眼人看到，我用的标题是教堂的启示，而不是宗教的启示。从教堂到宗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平心静气地讲，感受教堂的心理效果不一定非要信上帝。心有灵犀的人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感受和吸取一切文化，包括宗教。他或她能捕捉住走进教堂的瞬间感觉，能心领大堂内悠扬的管琴音乐，能神会睿人智者的哲思警语。宗教也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召唤心神不定的人，为等待和虔敬的心灵播下信仰。唯有心不在焉的人无论身处何地，哪怕是教堂里，启蒙的大门对他们永远是关闭的。
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