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约·
一
在离开中国医院返美的前两天，望着满身插满针管、双眼紧闭、气若游丝的母亲，我忍不住趴在她身上，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地大哭起来，直到一只手欲动不能地磨蹭在我的脸上。那只手，那感觉，熟悉得压根不需要用眼睛辨别！我一下子止住了哭，抓住了那只有形无力的手。
只见母亲双眼打开了一条小缝，一道证明还有生命的光从两条小缝里流出来，如同一缕阳光从两座紧挨着的山缝里挤出来一样。刚才如同石块般僵硬的脸部肌肉 松弛了下来，慈祥布了上去，嘴唇嚅动着。我一个冲动，用脸紧紧地贴着她的脸，不知是激动还是悲伤，眼泪无声地刷刷地淌着，只听见一阵嗡嗡声萦绕于耳。
人在此种时刻，听力是出奇地敏锐。我清楚地听见母亲说：“我今天正好还没有洗脸呢。洗脸水已经够了，该给我擦擦脸了吧！”
我“噗嗤”笑出声来，紧握着母亲的手，坐了起来，眼泪却流得更快。这就是老妈，一辈子让人泪中带笑。
我正准备起身拿毛巾给母亲擦个脸，又听见那嗡嗡声：“衣服也给人洗湿了，得给我换件干净的，头发被人弄乱了，得再梳理一下。”
我在心里不由得又笑了一下。尽管没办法相信曾经是那样精瘦精干而今浮肿得如同一个充气的巨人、曾经是行走如风而今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是我那精明强干的母亲，但只要听见此话，就敢确定是她无疑了。这就是老妈，至死爱美不渝！
照料病中的母亲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不要别人料理，因为她很清楚别人对付不了她过多的讲究。两个姐姐只好纷纷停职全天照料她。尽管整天躺在病床上，她的 身上一天要擦洗三次，换三次衣服。尽管什么都不能吃，天天刷牙洗脸的事一样也不能少。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她是处在昏迷状态中，但只要有一丝清醒，她会让人 顺顺自己的衣服，她能感觉出身上是否湿了或脏了，居然还知道头发是否乱了。
二
母亲年轻时身高１６８厘米，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南方，无论往那堆女人里一站，立马鹤立鸡群。说她像鹤倒还真没有夸张，她的手臂和腿出奇的长，比标准的黄 金分割还要长出一大截，连手指都根根修长如葱，以至人们说这双手不用来弹钢琴是太可惜了。在可以买衣服穿的年代，她从来买不到合身的衣服，上衣的袖子总是 短一截；裤子呢，裤长合适的腰身太粗，腰身合适的裤腿太短。
在当代人伤筋动骨都要追求身高和身材，从来没有给母亲带来好运。
如果一个女人有一付好的面孔但身材一般，或者有一个好的身材但长相一般，对美的追求都会适可而止的。但不幸的是，母亲的身材和长相都不一般。从小过多的赞美和富裕的家庭出身，让她对美有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偏执的钟爱。
母亲有一段可以在家族千秋万代的名言，她说在一个人的一辈子中，身外的财富、名誉和地位等都有可能改变，唯独身高和长相变不了（当然她说这话时，科技 还没有发达到可以改变人的容颜），所以在挑选结婚对象时，为了对得起自己和为了下一代，应该把身高和长相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母亲在挑选自己的丈夫时，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她的理论。
外公家的成分往最轻了划，也应该是个地主。但外公一辈子乐善好施，而且在国共两党中左右逢源，所以到了新中国时只得了个富农成分。尽管罪轻一等，但这 成分还是比当年的贫下中农要低人一等。到了母亲该出嫁的年龄，外公的脑筋仍然转不过弯来，尽往有钱的读书人家里瞧。母亲当年年龄不大心思却不小，一半是赶 时髦另一半是想改变自己出生带来的不良血统，她坚决地要嫁一个五十年代“最可爱的人”——当兵的。不仅如此，还要是个英俊挺拔的当兵的。
这可难坏了介绍人。但家有俊女藏不住，很快地一个当兵的满足了她的全部要求。母亲欢天喜地的嫁了过去，满以为摆脱了低等身份，从此以后可以过上幸福的 生活。结婚后她还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但人算不如天算，好景不到一年，那个“最可爱的人”一夜间变成了右派，她变成了右派婆，比富农成分还低。
父亲年轻时一向血气旺盛，要不然当年他不会上前线打鬼子，而是像他同时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藏在书斋里完成大学教育。当年的大鸣大放是给党外人士和知 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的，但父亲作为一个党内人，也按捺不住地冲进了党外阵营大鸣大放起来。为了母亲，父亲转业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他敢那么鸣放是因为怀里 老揣着那些枪林弹雨的资历以为别人不敢动他的伤口。但他的党是个比爹娘还大的老祖宗，战功赫赫的“爹娘”都敢动，何况是一个小螺丝钉？不知那时是不是监狱 人满为患，还是党内党外有别，反正父亲没有进过监狱，而是要把他送回老家劳骨饿体地改造心志。一查父亲的档案，发现他出身在大城市。这倒难不住他的组织， 那么再往前查三代，于是父亲被送到了老家的老家。
于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丈夫，带着一个四体只知勤美的妻子，到南方一个农村改造思想了。改造的结果是，父亲拿锄头像拿笔或拿枪，但既无文件可批也无敌可 杀，事实上他自己是敌人。奇怪的是，父亲不畏战场上的血腥或尸体，却害怕田地里的虫子，尤其怕蚂蟥。右派加文革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年多年，父亲都没有学会 做好任何一件农活。在大集体的时代，任何一个小组都不要他。村里没有办法，只好派他干一些非农活，比如去学校代课，或有外事活动时村里人处理不好的让他代 劳，如让他带队修水利、修公路铁路什么的，甚至让他做养猪养鸡女人干的活。母亲呢，正好相反，连一个家务活都不会干的人，她学会了大多数农活，而且比所有 的人都做得好，但是，不包括那些要求脱鞋袜的活。
母亲一辈子不脱鞋袜，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在南方要种两季水稻，我至今都不明白她当年是怎样挺住不脱鞋袜拒绝下水田插秧的。她一辈子没有插过秧。听姐 姐们说，她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挨过批斗遭过强迫。也许是那儿的民风纯朴，也许是看在父亲的老祖宗的份上，人们可怜一个爱美的女人，反正最后老妈不仅可以不 脱鞋袜，甚至还可以戴个大草帽和穿长袖长裤干活，但她每天的工分比别人少半分。在工分就是口粮的年代，她居然为了不脱鞋袜选择了少拿半分工分。
身材太高还给她带来另一个厄运。上面领导经常下村子蹲点开批判会或办学习班什么的，她总是因高人一头被人挑出来发言或回答问题。尽管她聪明精干，但偏 偏在政治上总是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到头来批判会或学习班都以批判她为结束。比如当人问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是什么意思时，她回答那当然，因为我们正 在吃一遍苦，受一茬罪。她本来不过是反革命的家属，回答几次问题后自己就变成了反革命。
连她的女儿后来也觉得她反革命得厉害。有一次，大姐在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革命军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被妈妈听见了，她说什么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他们照样抢老百姓的东西。一语既出，父亲脸上红红的，姐脸上也红红的。她很伤心妈妈这么反动，居然说革命军人的坏话。多少年后她才明白妈妈没有抹 黑，因为外公家既驻扎过国民党的军队，也驻扎过共产党的军队。除了让他们白吃白住外，还要额外奉送钱粮，国共两军顺手牵羊的事都有。妈妈清楚地记得，只有 共产党的军队里有女人，她们还动员过妈妈跟她们一起当兵。
不仅高人一头尽遭枪打，妈妈那头发还惹尽了是非。从我开始记事起，妈妈都四十好几了，却还留有一头过肩的长发，在当地恐怕独一无二。她总是把头发挽一 个结盘在头上，是那种适合穿旗袍的发型。后来听一些年长者说，妈妈年轻时有一头瀑布般的过腰乌黑长发。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所有的女人无论老幼，都剪 成了英姿飒爽的齐耳短发，包括姐姐们，但妈妈拒绝剪她的头发。她的长发在遭人批斗时成了别人的揪发让她低头的武器，她也坚决地不剪。在那个只有棕色肥皂还 没有洗发精护发素的年代，要照顾好这么长的头发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记得妈妈的床头柜上有一个做工精细的白色瓷器小罐，上面有蓝色的小花，还有个小手把。尽 管里面经常是空空的，但她不让我们随便动她的小罐。姐姐也神秘地警告我们那里面装有妈妈梳洗头发用的发油。她每次洗完头发后，再拿一盆水，滴几滴发油在水 里，最后把头发清洗一遍。听说这样头发梳起来就顺些，看上去亮些。很小的时候，菜里常常见不到一点油星，我总是奇怪，为什么妈妈炒菜时不用那个让人敬畏的 神秘的小罐子里的油呢？那是个滴油贵如命的年代。
妈妈年轻时不信上帝，但相信美女应该给社会贡献更多的美丽，所以她生养了五个孩子。但上帝偏偏要让妈妈相信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威力，即他造人时不以她的 意志为转移。证明是，妈妈的所有的女儿的身高都没有超过她，不仅如此，所有孩子的五官都能挑出毛病，要么是牙不齐，要么是眉毛不顺，或鼻梁不高等等，不像 她和父亲的五官无可挑剔。妈妈经常对镜自审，确信群众给她定义为美女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后又拽着父亲同审视，确信自己挑丈夫的眼光是足够高的（实际上，我 从小就敢想不敢言地认为，父亲的五官比母亲更标致）；然后对着一群孩子们，左瞧右看，前思后想地不明白到底有没有遗传规律。有一天她似乎悟到了什么，脱口 而出“万恶的新社会”，说她的孩子们长得比父母差都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和生活环境太差造成的。别的我不敢肯定，但姐没有长高肯定与营养有关。她出生于三年 饥荒，当地在这三年出生的十几个孩子都死了，只有她一个人活着。她一出生就没有母奶，靠很稀很稀的面糊糊长大的。
就是因为遗传在妈妈这儿出了问题，她对法律上的儿女们的身高和长相就没有那么严格地审查了，这样给了我们孩子们一个较宽松自由的选择环境。我常常不厚道地想，上帝还是公平的。
三
妈妈住院期间，很多人来看她。她是高危病人，住特护病房一个人单间。但她的病房里经常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天，一个亲戚对我说：你妈一生中最美的不是外表，而是心肠。我一震，感叹公道自在人心。
妈妈一辈子中帮过多少人我没有数过，但有一件事我是终生难忘。大约在我六、七岁时的某个月，家里的米缸里只剩下最后一碗大米，那是一家七口人后半个月 的粮食。不巧有个邻居到我家来借米，说是一粒米也没有了。妈妈毫不犹豫就把我家的米分了一半给人家。我站在旁边泪眼汪汪撅着小嘴表示抗议。妈妈走过来摸摸 我的头问：饿了吗？今天不吃饭行不行？我摇摇头，仍然撅着嘴。她说，想想看，她家那么多孩子，没有大米可能要饿好几天呢。我当时似懂非懂地，还把这种似懂 非懂留在脑子里很多年。即使如今懂了，我都怀疑自己有妈妈的那份善良，在那种环境下会作出她那样的选择。这件事对我如此地铭肌镂骨，是因为我小时候对大米 崇拜如神，以至大人们习惯性地问我长大想要做什么时，我却答非所问地说，长大了想要吃一碗白米饭。那可是我的最高理想。我对整个童年的记忆和印象是，吃菜 饭——９０％的菜或野菜加１０％的大米。
妈妈出嫁时，外公送给了她几十件金银首饰作为嫁妆。但她的大部分首饰在她下放农村时送给了比她更穷的人，剩下的一小部分要么被偷，要么在文革中被抢， 最后只留下了一对外婆曾经用过的银耳环作为留念。这件首饰能留下来也是因为最不值钱，十年前的估价只有八十元人民币。这就是老妈，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 年在穷苦和屈辱中度过，心里却常常有比自己更苦的人。她秉承了外公的乐善好施，但问题是她不像外公一样有钱有物可施，所以常常是她把不该施的也施了，这样 苦了自己也苦了孩子们。想要得她的遗产可没门，她有个银行账户，但上面只有几毛钱。在她临走前的一个月，她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散了出去。
母亲一辈子没有糊涂过，晚年记忆力是超乎年龄的惊人，临终时听觉都很敏锐，头脑还异常清醒。她给每个孩子一大堆口齿不清的叮嘱，唯独临到我时，她只是 摸着我的脸，让我答应不再给别人洗衣服（注：指趴在别人身上哭）。她说她十岁时就没有了妈，我应该感到很幸福。我答应了她不再给人洗衣服，但是有时候还是 控制不住地洗自己的衣服，尤其到了该给父母打电话的时间。
我时常冥望着天，祈求着，某一天，我可以往天堂打电话。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