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谅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决定伦理，伦理决定文明”这是我认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因果关系和简单多因果关系。
对国共内战的惨烈我多少还能理解，因为打天下时不这么干不行。但1949年以后，在和平时期接连不断的的政治运动，单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就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样的仇恨要中国人，特别是同是汉族的中国人那样互相残害？
鲁迅学日本人骂中国人骂了很多，比较有典型的：“ 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鲁迅骂得看似合理，其实是以偏概全，一杆子打了一船人。中国人里优秀的人很多，只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如何可以鉴别出哪些是良币，哪些是劣币，如何能够终止这种现象从而使中国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对于中国的当政者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人类有阶级性而否定民族型，共产主义讲究“无产阶没有祖国“，所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已经高度融合，汉族有个内涵无限大的问题，很难说哪个人是纯种汉人，所以探讨民族性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探讨国民性来得实际。国民性属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范畴，然而在1952年，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在同一时期，中国宣布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相关科系均遭到裁撤直到1981才被恢复，中国那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指导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对于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长期以来直至今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欧美国家人口主要是由A型和O 型人口构成，这两种血型约占总人口的90%左右，所以对于欧美国家，他们更关注种族和宗教的研究，另外欧美国家反对歧视，过多渲染血型的区别容易造成社会割裂因此也比较忌讳这类的话题。日本则非常重视对血型的研究，因为日本有22%的B型人口。而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则千方百计阻挠对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血型的研究，认为对血型研究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
中国古代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一定的器官承担的，并且其活动会在器官上反映出来，如“心之官则思”（《孟子》），“人精在脑”、“头者神之所居”（《春秋元命苞》）。“神形合一”、“形神相印”等思想在《黄帝内经》等涉及医学心理的著作中有很多阐述和应用。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上述认识是不对的。我通过对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血型承担的，这直接表现在个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血型的分布则决定一个国家的国民性。
我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归类，即找到单一因果关系或简单多因果关系，再加上可检测和可量化，于是成为被实证的知识，检测是指通过物理或者化学或者生物手段，或者物理化学生物手段任意两个或三个一起进行检测； 量化则是通过数学手段经过运算得出的量化，因而我认为血型决定性情和思想是符合科学特征的，而以阶级划分社会阶层，并且宣扬无产阶级天然地道德高尚，而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阶级天然道地德败坏恰恰是不科学的，这个单一因果关系是漏洞百出的，可以举出无限多的反例证明其荒谬，如中日战争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蒙古人灭宋，满清灭明又算哪门子阶级斗争？
以下斜体部分来自百度百科：
“血液有不同类型是奥国病理学家、免疫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一八六八~一九四三）在一九零二年提出的。他曾从自己和五位同事身上取得血液样本，合成三十个样本，进行观察研究。他发现有的样本成功混合，有的却发生凝结（黏在一起）。他于是领悟，每个样本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两人的样本，红血球上有一种称为「Anti-gen」（抗原）的物质，他于是以「A」作标记；另外两人的样本，另有一种「抗原」，他依字母顺序，以「B」作标记；只有一人的样本，A抗原和B抗原都没有，但血清中却有两种抗体，他自己的血液也是如此，他于是以「O」（表示无抗原）作标记。后来，他发现有一群人的血液，既有A抗原，也有B抗原，他便叫它做AB型。
成因推测
美国科学家皮特·达达莫博士认为，人类的血型是由进化决定的。
我们的4种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时出现，而是由于不断进化和人们在不同气候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形成。在寒冷的年代，由于草原上可供吃用的东西匮乏，游牧部落不得不去适应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于新的饮食结构出现，人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紧接着血型也会有所变化。
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简单的饭食：野草、昆虫和从树上掉下来猛兽吃剩下的果实。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侬人，他们以狩猎为生。在猎光了所有的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当时，我们的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就是现在，绝大多数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欧和日本。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向欧洲大陆迁徙，结果今天有很多东欧人都是这个血型。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AB血型的人继承了耐病的能力，他们的免疫系统更能抵抗细菌，但他们易患恶性肿瘤。
很快会出现第5种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血型，比如说C型。只有这种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过于稠密、自然资源所剩无几的严重污染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这时原先那4种血型，也就是说，有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人将抵挡不住这种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他们会很快消失.这就是皮特.达达莫博士得出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在北师大视察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医学家发现血型对人格会有影响，并问陪同他视察的校长董奇，其具体影响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习总注意到了血型与人格的问题。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特别希望习总能够看到这篇文章，作为他治理国家的一个参考资料。我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对心理学尤其对精神分析产生浓厚兴趣，我还自创一套字迹分析的技术，因为从字迹的结构，力度，笔势，灵活程度基本可以准确地分析出书写者的性格，甚至于推测出书写者的家庭情况，比如父母的情况和兄弟姐妹的情况，我试图从字迹中分析血型，但基本不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血型不是性格的决定因数，性格是由于生长环境决定的，而且性格是可以改变的。
在群体中，个体的性格可以相互抵消，而由于血型造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却会显出一致性。如果我拿红豆，黑豆，黄豆，绿豆各一个给人看，所看到的是他们的个性。如果我把四种豆子一样一斗混在一起，所看到的只能是他们的共性。不同血型在血液成分上是有区别的，我不能肯定血型造成性情思想上的区别，但血型是个很重要的特征。比如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或东亚人，智商不是黑色素造成的，但色素是一个重要特征。不同的血型的人，很难理解别的血型的人。因为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这四种血型的性情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阿谅：四种血型与四种国家》 （游俄国杂感）中写道：
四种国家的形成取决于不同血型的主导：
1．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O型略占上风的A+O型国家。
2．民主法治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A型主导的A+O型国家。
3．法律溃败国家， 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O型主导的B +O型国家或A型严重不足的O型国家。
4．集权专制国家，北韩，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B型主导的对A型和O型采取隐性异族统治的国家。
我认为A型是理性思维，O型是逻辑思维，B型是感性思维，AB型是混合思，然而文盲都是感性思维，所以各种思维方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教育会提升思维的水平，经验技术是感性的，科学是逻辑的，哲学和神学是理性的，通过学习真正的哲学和神学，任何血型的人都可以具备理性思维能力，除非异族统治采用愚民政策，输灌一些非理性极端思想。在极端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理论的煽动下O型和A型也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中犯下暴行。
现代中国是一个B型主导的国家，宋代以前中国是A型主导的国家。中国在宋以后就不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被游牧民族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元朝和清朝）或异化的农耕民族国家如明朝和本朝。
优质的A型：
A型就是通常所说的右派，A型是荣誉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A型血人口比例超过40%的国家都是目前人类社会发达的国家，或某一地区最发达国家， 如英格兰在英伦三岛，德国在欧洲大陆，日本在东亚，土耳其在中东地区， 美国在美洲。 共产党所划分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右派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臭老九应该主要是A型构成， 如果有学术机构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历届高考的高分者，重点大学的学生中，现任政府高级官员中，专业人士中，实业家中，一定是A 型人口比例最高,其次是O型 。
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国家，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如果A型掌握主导权，那么B型和AB 即使在同样的A型+O型的社会中，也会表现为强烈的集团归属感、重视原则、抑制个性、尊重规律、富于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等A型品质。 儒家学说就是A型的学说，儒家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主张，国家主义。是A型的统治理论，像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属于右派，是A 型的党派。
A型的缺点是太保守和传统，刻薄冷酷，在接受极端思想以后，也会变得非常极端。
目前在中国A型是最受打压的一种血型，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在中国A型血的人多消极被动、退缩保守，很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对于中国来说，何时中国由A型主导，何时就是中国的强盛之时。
直白的O型:
O型就西方所说的左派，在中国则是中间派，O型是利益驱动型。
O型是自然人属性，O型普遍公平直白。O型崇尚自我意志、竞争和坦率等等。 军人，警察，工人，公务员中O型比例应该最高。O性的优点是乐观，勇敢，凡事都从好的方面考虑。O型的最大弱点是不抗诱惑，忍耐性和自律性差，我行我素，容易惹是生非，暴力犯罪中O型比例最高，但O性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如果如果O做了坏事，他们一般不会花言巧语地文过饰非，而坦然接受由此导致的后果。
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就是O型的党。
A型和O型是农耕民族的基本血型，这两种血型已经高度融合互相适应，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地斗争，相反劳资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妥协的。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尽管产生于西欧，但西欧却没有发展出一个原创的共产党国家，反而在远东，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一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
腐败的B型：
B形是游牧民族特有血型，如果我说游牧民族不讲究“礼义廉耻”应该不会有异议，如果我说蒙古人当年极端野蛮残暴应给不会有中国人对这一点有不同意见。
B型就是西方所说的极端分子，所谓的革命的左派，B型是欲望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以B型血为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世界名人也没有B型血的人。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这其实说的是中国人里的B型人群。
B型最大的优点是能忍耐极端艰苦的生活，“且一般不厌脏乱。”我之所以用腐败来形容B型，因为B型是以个人为中心，最不讲究原则的一类人。我特别强调：我只是说B型腐败，主要是指B 型的统治阶层，不是说普通人，特别不是说B型女人，因为对于普通人，如果不拥有权力，腐败也就无从说起。实际上B型普通人在B型统治下，在传统的A型和O型社会中处境最悲惨。他们生产干不过A，打仗打不过O，必沦落为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当年中国和俄国就是因为有巨大的B型人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导致共产革命的成功。 但在A+O型这种发达社会中，B只是散漫不愿意受约束和不愿意从事生产性工作，他们还有别的出路，如经商从事服务业，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B型从事演艺，艺术和创意类职业是很合适的。B型在A+O型社会中却很少闹事，如果闹事，O型就会和他们讲逻辑而不会去同他们讲辩证法，，比如在美国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没有机会。所以B 型中的野心家在农耕民族中唯一的机会就是外敌入侵。当外敌入侵时，当A 型顾此失彼是，B型就会乘势而起（特别是在外部势力支持下），等到A 型和O型同外敌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夺取政权。
B型娴于辞令，最可怕的地方是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赋予崇高的色彩，而对别人在鸡蛋中都能挑出骨头，对别人的主张要么说别人是不科学，要么说别人不严谨，而那里不科学，那里不严谨他却说不出来。比如我写的关于血型的文章就有人攻击我是种族主义者，那么他是什么主义？大概是马克思主义？ 就算种族主义再不靠普也好过马克思主义。B型是感性思维，其判断是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的，不关心对错是非，只关心存在，“存在就合理的”。
《解放军报》曾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这些伪军，我认为主要是B 型，特备是冯玉祥的部队投降的最多(凤凰网：《国军投日将领调查：冯玉祥张学良旧部做汉奸最多》)，冯玉祥和张学良都应该是B型，冯玉祥是著名的倒戈将军，是用“兔子驾辕”的高手（注：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发生了中原大战。结果蒋介石胜利，阎、冯失败。晋军失败后，大部分撤回山西，而且内部相当团结，为阎锡山再起奠定了基础。而冯玉祥所部失败后，缴械的缴械，投降的投降，竟然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其失败之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问题。1928年何基沣在一次闲谈时感慨地说：“冯先生净用兔子来驾辕，早晚非倒霉不可。”何基沣这个预言，竟不幸而中了。）
B型的特征之一，一旦处于被动地位，就巧言令色，高举爱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以无辜受害者的面目，争取广泛的同情， 而一旦处于主导地位就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对反对派，甚至异议者一定取斩尽杀绝的办法， 结果是整个民族一起完蛋。比如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就说过：“新闻法、出版法是我们夺取政权时与国民党斗争的锐利武器。现在是我们掌权，难道要制定一部束缚我们自己手脚的法律吗？难道我们要绞尽脑汁为反对我们的敌对势力提供锐利的武器吗？ 不制定法律，我们怎么做都行。一旦制定了新闻法、出版法，就是授人以柄，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敌人狠狠地打击我们。”
B型的特征之二，思想极端绝对化 凡是他们提出的思想都天然具有正义性，都是所谓“宇宙真理”，决不许别人提出任何质疑的，如有人胆敢提出质疑，就会受到：1。贴标签：“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外国间谍”等等 2。在道德上找瑕疵，不外乎在政治上背叛，经济上贪污和男女关系上腐化，对别人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穷奢极欲，却心安理得地自认为道德高尚。3。不许别人辩解，只能老老实实认罪伏法。
“一个当年二十四岁的中国人在德国哲学家 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 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的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 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 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 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摘自某海外作家之著作），这就是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都应该是B型, 华夏民族是父系社会，在血统上不像其欧洲民族那样讲究，从春秋战国就应该有同胡人混血的可能， 那时的B型主要来自母系。而欧洲很少与异族或异教徒通婚。 俄国B型血多，主要是匈奴人，蒙古人强加给斯拉夫女人的， B型主要来自父系。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等等应该是B型，元朝的蒙古皇帝基本可以断定是B 型 ，还有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种杀人魔王应当也是B型。 而开国明君则多是O型，如唐太宗，宋高祖 。爱民的君主如汉文帝，汉景帝，包括崇祯帝应该是A型，崇祯帝应该是极端的A 型。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中国人都是B型。
AB型人口所占比例较小， AB型一般性情温和尤其擅长“和稀泥”，是A 型和B型都能接受的一种血型，但AB型不同于O型的直白，AB型是唯强者马首是瞻，原则性并不强，比如周恩来很可能就是AB型。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到2012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世界有15个国家正在建造共有68个民用核电反应堆，其中，中国已有25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并且计划建造更多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核反应堆的证书被延长到60年，并且认真考虑建造十几个新核电站的计划。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而意大利禁止核电站。继福岛之后，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5年要减半新增加的核能发电能力。
德国的体制是保守体制，所谓保守就是右倾：是指凡是有争议的，而且没有明确隐患产生原因的，无法保障绝对安全的，一概禁止。
英国和美国的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如我们做产品设计，最后一项是风险评估，找出危险的情况，如何防止危险的发生，在发生危险的情况如何补救，通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充分确保健康和安全。
中国的体制则是激进的体制，即是左倾：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在战争时为了加官进爵则轻启战端，无限扩大事态。 在经济建设上一有巨大项目，就会有人如同打了激素一样拼命鼓动，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升官发财是自己的，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B型接近30％左右，这个国家和地区就不能有效治理。而中国总体是B型人口最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东北，东北不论工业基础，自然条件，还是人力资源都是中国最好的。 辽宁省计划经济时代被称之为“辽老大”，但东北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地区去之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要求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此时蒋公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却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关於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為什麼2万日本关东军7个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及15万警察、民团、佔领了瀋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砲，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手裡？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将军在东北不抗日，在华北不抗日，到了西北后方，竟然开始抗日了。-这种人都是中国的内在敌人。
而以A型为主的四川，深处大后方，远离抗日前线，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还有A型居多的湖南，在对日作战中，湘军是最剽悍，作战意志最顽强的中国军队。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他恬不知耻地说随时愿意为国家而死，然而却他活了101岁。他认为自己是爱国的，那么他就是爱国的，而且无比真诚地相信，感动了别人，更感动了自己，这是左派的最本质特征 – 左派干革命流别人的血，右派干革命流自己的血。
曾国藩说过的：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 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这三种前兆就是B型当道，“兔子驾辕”的典型表现。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天下大乱，优秀正直的共产党干部遭难，那时的中国由伟大领袖毛主席赶大车，由“四人帮”等驾辕，其中的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在1973年8月年仅38岁时，在毛的授意下中共十大上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其排名僅在毛澤東及周恩來之後，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他还一度成为毛的接班候选人。中国那时可真是形势大好-去年比今年好，今年比明年好！，就是好！就是好！好得“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
而当国家由A型主导时，如日本和德国，社会风气就会变得令行禁止，善良的人们从容镇定，对国家有用的人自信谦和，国家治理清正廉洁，那么这个国家必然繁荣强盛。
1987 年4 月30 日，邓公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说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选》ⅢP. 229）
1987 年7 月4 日，邓公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邓选》ⅢP.249）
1992 年南巡谈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选》ⅢP.375）..
左比右危险，不在于它们的后果有什么不同（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也不在于左在历史上造成的恶果令人后怕，更不在于邓公三次受委屈均来自左的危险，而在于：左比右顽固，难治，反左比反右难度大。
为什么左比右难治？邓公说这是因为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根子很深，要纠正很不容易。
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掌握政权者，主要还得是靠实干上来的，慢慢国家的高层会最终被A型和O型把持，所以斯大林死后，苏共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解体只是早晚的事。苏联这种体制要想突破70年之痒，除非采取北韩式的权力世袭，但金家王朝还能走多远？为之捏把汗。
我们无法改变地理和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政治，从而改变我们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现在对于中国，关键的是能否抛开意识形态，由哪种血型主导社会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融合已经是即成事实，不论什么民族，什么血型都应该和睦相处，要警惕左派的野心家，防止左祸的再次发生。中国人当以理性为共识，共同推动国家的进步。中国当以俄国为镜，吸取苏联的教训;以日本为师，学习日本保持文化的独立，恢复我华夏农耕民族的优良文化，形成以A型为主导的A+O型国家，中国有巨大的A和O型人口，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一定可以在20-30年内成为高度文明的一流强国，而这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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