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看来我是越来越老了，陈谷子烂芝麻的那些老事越来越爱在脑子里晃悠。
云岭镇上，那条家门口的青石板路，从来没有象现在记忆中那样青滑，光溜溜的，在晴朗的天里，云朵的影子就在上面静静地流淌。
那时我们几个小的都和阿爹阿妈住。最小的慧君跟阿妈睡屋里的西床，我们睡东床，慧英跟阿爹一头，三个里头我最大，就在阿爹的脚那头。
我最喜欢起床那会儿，一睁开眼，披上外衣，扣都没系就奔到两床之间的条桌前。阿爹在街上开个铺子，每天结完帐，如果生意好，就会留几个铜板，平均分成三摞，放在条桌上。这样的时候并不常有，但每天一起来就去查看已经成了我们三个姐妹争抢的重头戏。那天又是我早了些，一下床就听见慧君一咕碌翻身坐起来，带着哭腔嚷开了：”阿姐，又是你，好多天都是你！”阿爹已经去开铺面了，阿妈也早就起了，在灶台下烧火。我已经看到条桌上的三摞铜板，赶紧抓起两摞，跑过去把右手里那几个塞给慧君，“别哭，别喊了，今天有，拿着，你的。”我不想阿妈听见了，又吼我不让着妹妹。
把铜板小心翼翼揣进衣服兜里，我高兴极了，空等了好些天了；今天终于得了，又是逢着镇上赶场的日子。
早饭时阿爹不在，我就不怕他又训我吃相不好，手上吃几下筷子头。三下两下把饭刨进嘴，我就跑到门外。
赶场的人已经开始来了，买的卖的都背了背兜，显得青石板路越发的小了。下了几天雨，突然放晴，给赶场的人的脸上添了几分惬意，连讨价还价声里都带着好心情。我去邀了隔壁的学芸。学芸是我的同学，却又比我矮一辈，是我的小跟班。我们在场上转着，拿不定主意怎么花去兜里的那几个铜板。如果在往常，就没有这些烦恼，我们或去买两把炒白果，或着买一个发馍馍分。但今天的场市上，铺在青翠的桑叶上的樱桃那般的鲜嫩骄艳，用荷叶包着的凉拌洋姜散发着诱人的麻辣香味，那炒胡豆看着仿佛也很沙脆。我已经不能做任何选择。学芸在旁边做了很多建议，但是都被我不假思索地否定了。“要不来用老虎来猜。”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它。”结果是拌洋姜。卖主把洋姜用撕好的荷叶包了递给我，我伸手，却又在接的一瞬间后悔了；樱桃和胡豆一定会更好。我希望场市永远都不要散，即便没有钱再买其他的吃食了，那挤拥的人群，嘈杂的讨价还价声远比那安静的青石板路好耍很多。但场终于是散了，人群朝石板路两头褪去，渐渐地，夜色和静谧重又降回小镇。
我怯生生地进屋，知道自己今天是野大了。堂屋里很静，我靠着门边偷偷地梭进去。看见阿妈和几个姐妹都悄悄地坐在饭桌上，阿爹却在堂屋中间的藤椅上，怒视着站在堂屋中间的那个人。我蹭到桌边，坐了，才看清他是阿哥。他不是在眉山师专读书吗？怎么没到放假就回来了。“真是丢先人的脸！”阿爹终于开口，“阿爹…”阿哥想解释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读书人偷东西！”“阿爹，我饿啊！”“饿？你不把书读出来，以后，有你更饿的！”
阿哥初中毕业考上了眉山师专。能上师专可是件美事，除了三年毕业后能被聘到学校里当教书先生，更好的就是上学非但不用交学费，连伙食衣裳都包了。阿爹阿妈当初可高兴了。我知道的，除了已经嫁出去的大阿姐，二阿姐，四阿姐和待嫁的五阿姐，以及出去读书的阿哥，这边家里还有六阿姐，我，慧英和慧君读小学，阿爹是再拿不出钱补贴阿哥了。后来听阿哥说，教育局给学校拨的钱粮被层层盘剥，到了他们那里就都不能保证有饱饭吃。有学生饿得受不了就去食堂偷馒。阿哥那会儿都上到最后一学期了，那天还是没扛过饿，别的同学偷几次都没事，他第一次就被抓住，被学校开除返乡。
当时四阿姐刚嫁出去，姑爷在镇上小学做校长。他还可以把阿哥聘去在他的学校教书。等到四姑爷转去税务局做事，接替他的却是学校里他的老对头，到次学年，阿哥也没再接到聘书，说他没有师专的文凭。
我们家田产不多，生活主要靠阿爹在镇子上的店铺支撑。因为家里只有阿哥一个男丁，而阿哥又一直在读书，田地就都佃出去给人做了。我们住的小镇近百年里遭了几次火灾，老房子不多，街两旁大都是茅草房。我们家前些年因为铺子生意好，倒还新立了房子，不过也就是前面是瓦房，后面仍是茅草房。阿爹是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很凶的，却也是看不得他去操田劳作，便让阿哥在自己铺子上呆着，学点做生意的本事。其间，又给他说了个镇上中等人家的女儿，成了家。阿爹虽然对阿哥严厉，但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他想的。只是谁也不曾想到，后来那些年月里，这些爱却都变成害了阿哥的。
过了两年，我们学校就停办了，因为闹土匪。那一阵，从周围山区一下子涌来各路土匪，象是被炸了窝的蚂蚁，四处乱串。他们挎着枪，在青石板路上三三两两地走着，游行一般。镇上人家都被抢了，我们家也不能幸免。那一次，他们抢了米，翻走了一些钱，又把阿爹的毛皮背心拿了。其中一个土匪不经意地问一声：”你姓什么？”阿爹说”李。”“哦，本家。”土匪想了想，就把背心还给了阿爹。后来听阿爹他们说，那股土匪是双河来的，可能是双河李沟那边的人。
那是四九年。成都是四九年底解放的，到五零年初，才有部队从成都打过来。听说部队要过来了的那天，是镇上的赶场天，阿爹把我们家分成几拨，让我带了慧英去找王家扁的二阿姐。刚走到场口，却碰到他们来赶场。我跟他们说了，他们却还不信，让我们先去。结果不到晌午他们也回来了，很惶恐的样子，说是听到开枪的声音。“打过来了，打过来了。”在二姐婆家呆了三天，好象又无事，阿爹他们过来，把我们带回云岭。头天晚上镇上还是静悄悄的，第二天一早，起来推开门，却看到镇子街两边的街沿上坐满了解放军，有的还在打背包，才知道他们头一晚就来了，在街头睡下的。因为我们家是瓦房，家里住进了解放后的长官连长。住了几天，连长跟阿爹还谈得来，就主动给他分析了形势。说我们这样的家庭，虽然田不多，但没有人种地，是很有可能被划为地主的，唯一能解救的办法就是家里要有人出去参加革命工作。也提了一条建议，让家里出个人跟着部队走。这支部队是要往川西打过去的，听说最后还要进藏。阿爹舍不得让唯一的儿子去，几个女儿中五阿姐慧珍又十七，该准备嫁了，这个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大部队走了，留了一些军人接管镇子。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退押和土地改革。
清匪工作很块就完成了。解放军刚来的第一天，有估计是没摸清底细的土匪，居然还不知死活地从山上打下来，被解放军两下就收拾了。随后部队又开进山，没费多少劲，就把残余的一网打尽。
接着是反霸。云岭本来就没有大户，没法揪出个恶霸地主。不过他们还是狠狠地搞了”陪退”，阿爹和几个家境稍好点的，被押到我们小学操场的主席台上。批斗的人用马鞭子抽，逼他们交出金银和值钱的东西。我背着阿哥的儿子站在人群后面，看到阿爹的双手被绳子缠了，往两边拉着，马鞭子”啪，啪”地一下下抽在阿爹的弓起的背上。阿爹完全没有往日的威严了，而他眼里的痛楚让我不能再看，背着孩子我飞奔着逃离了学校。阿爹还算是运气的。隔几户的马德名的父亲就惨了。他们把他的两手臂牢牢栓住，然后往两边使劲扯，两支大拇指生生就这么生生给拉断了。又有其他消息传来，有一个是关于学校里高我一级的女生的。她家住在下面山沟里的乡上。爹死了有几年，就她跟着她阿妈过活。家里只有不到十担租的地，因为没有男人，都佃出去了。也才比别人多有那么几担租的地，她阿妈在退陪批斗时，被马鞭子给活活抽死了。那个女生比我高一级。文静秀气，成绩也很好，转眼却成了孤女。还好她遇着好心人，被学校的老师收养了，初中毕业时还考上了地区卫校。
二阿姐婆家也遭起了。她公公家，从祖上继承了将近能出二百担租的地，因为公公当过几天伪副乡长，也被镇压了。但他怎么会是恶霸地主呢？周围几个乡镇里，他可是大家公认的善婆婆呀。
刚解放时，上过眉山师专的阿哥还被选去县里急训，完了就能补充到革命教师队伍里去。可阿哥已经上了两个星期的课了，却被云岭的干部派人把他叫回家，当时跟阿爹说的是，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务农，阿哥回去会对划成份有好处。
当年划成份的标准是人均三担租（大约１.５亩）为中农。我们家人口多，人均根本不到三担。可到那时，他们又说虽然阿哥目前务农，但从解放往前推三年，他却是没有，我们家的所有地都是佃出去的，就还是把阿爹定成了地主。我后来背地里听到阿妈跟阿爹抱怨，不该同意让阿哥回来的。他要真的上完培训班，去当了老师，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我们家就不一定会被划成这个成份。
成份一划定，我们全家就被赶到下面山沟里的田坝里，一家８口人（五阿姐在之前得了急症去了）只分到一间茅草房。我们仿佛都顾不上去为五阿姐的去世伤痛了，那间茅草房里，更多地弥漫着对未来的恐慌和不安。
赶到山沟两年之后，我在春季小学毕业。县初中很不好考，我们小学校每年也就一两个能去。第一年我就没考上。等了半年，慧英秋季毕业时又一起去县城会考。这次我倒是考上了，慧英却落了榜。那年是最难考的，因为刚停止春季招生，次年春季要毕业的学生也来考，而县初中象往年一样仍只招两个班。看完榜，回家的路上，我们顺路在新安镇四阿姐那歇一脚，四姑爷听说我考上了，还把我和慧英带去街上的羊肉摊给我们一人买了一碗羊肉汤。慧英因为没考上，哭得吃不下，只有我喝了。在日后很多年里，我都认为那是这辈子最美味的佳肴。因为那之前和那以后很久很久，我们都不曾再有喝羊肉汤的机会了。
除了阿爹阿妈被戴上地主的帽子，阿哥作为唯一的儿子也未能幸免，其实他是不当家的，应该我们一样，只能算是地主子女。好在队里的人还没有为难上了年纪的阿爹阿妈，只是阿哥一个人被折腾。旦凡来点什么运动，阿哥都会被叫去挨批受罚。坏分子们除了挨打，还被押着在寒冬腊月里下水田。有一次我从县里中学回来，听阿妈讲还有人在斗争会上逼着他们喝粪水。一旦戴上地主的帽子，有什么坏事都往你身上推，即便没有什么事，捏也要捏出几桩。有一次，他们又斗争阿哥，说他一个地主分子，怂恿读书的妹妹去搞破坏，割地里的豌豆苗。那时我已经在地区师范读书了，毛燥燥地带了读高中的慧英去公社工作组那里理论，说斗争也要讲事实求是。回到学校不久，班主任给我看一封工作组告我的信，说我作为地主子女，居然还敢乱说乱动，让学校处分我。还好班主任听了我的解释后，并没有再追究。
初中毕业时，我没有选择考地区的重点高中，却去了师范学校。重点中学和师范收分一样，我也听大家都说，进了那所高中，毕业时就能稳打稳地上大学了。可是我们家太穷了。初中时，一个月五块的伙食费。为了申请每月两块钱丙等的助学金，除了要经受去村里，公社各级开证明的种种屈辱，到班上大家互评时，我的地主子女的成份又会被一次次地搬上台面。我的六阿姐高我两级，考县中时是当年的状元。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初中毕业前被阿妈叫到跟前。阿妈流着泪跟她说，家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后面的妹妹读书只能靠着她了。六阿姐连师范校都没有上，初中毕业直接去当了小学老师，一个月１８元的工资。有了六阿姐的资助，初中后两年我没再申请助学金。而我也再不能花她的钱去读高中了，还有一个慧英要她供呢。只是我没有想到，去了省重点高中的初中同学，家境困难的，高中三年的生活费，学杂费竟全都被免了，其中也包括你爸爸。
师范毕业后，还是因为地主子女的成份，我被分到县里最远避的山区乡上教书。因为远，反而少了许多限制。没两年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学校就在操场周围种上一大圈四季豆。川西是最富饶的，随便种了，也没见有人怎么收拾，一串串的豆子就结得嘟嘟实实的。从食堂一碗一碗地打来吃，比那些糠面就好了很多。那时我拿三十二块的工资，瞒着家里给读大学的你爸爸寄７块（我们那会还没结婚），还要给后来也上了大学的慧英６块，所剩不多，也不能太多地照顾阿爹他们。还好阿爹那边的乡上也是山高皇帝远，没有人非要去割那些救人命的”资本主义尾巴”。阿哥他们在房前屋后种满了南瓜，又有大阿姐靠用自家的碾米机给队上碾谷子偷偷留一些给阿爹拿来，就还可以支撑。阿嫂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腌菜到女红无一不出众。她便做了很多鞋踮什么的，送给队上干部或家人，居然还拿到了给队上养猪的好差使。养猪的人家，不仅可以从猪食里淘出些碎玉米，麦糠这些好东西，还能从喂猪的红苕藤子上翻出些没摘干净的小个的红苕。只是阿哥为了保卫猪圈，每晚还都得去那守夜。
你爸爸上到大学二年级病退回来，我们结了婚。他过了半年又回学校。而我已经怀上了你大姐。为了有人照应，我申请调到你爸爸家那个公社小学。后来想想，那还真是个错误的决定。同样的一个县里，你爸爸家的公社因为里县城近，公社的干部太左，把”尾巴”割得最干净，饿死的人也最多。
阿妈先出来给六阿姐带孩子，刚开始管的不严，还上了城镇户口。等你大姐出来，她又过来帮我。我们每人一个月２３三斤粮。那会没有油水，这些粮根本是不够吃的。阿妈去橹学校边上木槿花的树叶，去挖地木耳。想劲办法省出几斤粮食。我们托你大爷偷偷拿去卖了，多出些钱补贴家用。
可很快就来了”四清”，他们查出阿妈的地主成份，马上取消了她的户口，勒令她回原乡。阿妈走的时候，我都拿不出钱给她，她还安慰我，说我能把供慧英把大学读出来，她已经很感谢了。
后来还有一件事，让我对阿妈永远愧疚。
我生小军时，你爸爸也从省城调回县里，就在广播站工作。就在那时他们广播出了个事故。林彪那会已经出事了，他们却放错了录音，播成了以前他的讲话。虽然只播了几句，却也是个可大可小的政治错误。我都快生了，你爸爸单位还在开会讨论怎么定性呢。阿妈背了一背兜鸡蛋，走到新安四阿姐那，打电话到医院问生了没有。我怕阿妈来，她的地主成份又会给你爸爸的麻烦事添乱，就跟阿姐说不要让阿妈来了。听阿姐说阿妈很伤心地哭了，饭都没吃，留下那背兜，拐着一双小脚回家了。
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我，总是爱摆这些事。其实，人这一辈子，以为熬不过来的，最终也还是熬过来了。